试论“商人地主经济”

翦伯赞先生指出:“自春秋末叶起,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形态,这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所有。”翦老的这段论述很中肯地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形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用“商人地主土地所有制”来概述自春秋末叶开始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提供了一把认识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的近2000年封建历史的钥匙。但是,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不是翦老的这个观点,而是郭沫若同志的观点。     

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

包买商,系指包购并兜售产品的商人。同一般商贩相比,由于他们与生产者的关系密切,甚至有时能够间接或“直接支配生产”。所以,包买商人的活动,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 宋代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很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包买商人也比较活跃。当时包买商人曾在哪些部门和地区活动,他们活动的特点和背景如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     

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商人法,而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兴起之日恰是罗马法复兴之时。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种关系的完善法律,其中的原则和制度,特别是万民法内容所包含的商法规则是公认的国际商法准则。欧洲中世纪商人法正是在“扬弃”罗马法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主要表现在具体制度和法学理念两方面。     

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

<正> 清季以来,山东各业商人、商号之间除买卖经营关系外,还经常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会馆,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彼此关系,实行内部慈善救济以增强对外竞争的实力。及至近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帮、会馆逐渐改组,建立起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但是,行帮、会馆、商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次嬗递关系,而经常是新旧交错、兼容并存关系。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

文章认为,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十分突出,表现为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装饰精美、风格华丽;分布广泛,乡土特色浓郁;保存时间长,影响较大。这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商人会馆建筑凝聚着寓居他乡商人寻找失落的乡土宗族情结、渴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宣扬商业伦理道德、塑造“良贾”形象的深刻的文化意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和道德观念等     

日本近江商人的经营

一、所谓近江商人近江是现在日本滋贺县的旧名,近江商人是在江户时代(1615～1865)被近江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人所称呼的名称,由于近江商人是与日本全国各地的商人相比,有着其不同的、特别的特性的商人,故得此名称。换句话说,所谓近江商人并不是单纯的“近江的商人”的意思。在江户时代,近江有许多商人,但不能都称此名,能被称为“近江商人”的,其特点是近江出身,家与家属都留在出身地,在其他地方开店铺,并赴该店营业的男人。这些男人们一年或二年回乡一次,一次住上一个多月。店里的男人们交替回出身地。近江商人的店铺遍布全国,却以关东地区居多,留在出身地的家属称为“关东后家”。所谓后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以商人精神兴国

中国的落后 ,跟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执行的“抑商”政策密切相关。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中国的正式“入世” ,中国人民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那么 ,何以兴国呢 ?以商人精神兴国 ,不失为正确之举     

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殷周到宋元,山西商人的活动都和政权有着一定的关联。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愈加紧密,进而发展成为大官商。下面仅就山西商人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首先,中国从南京条约之后,是以上海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经商之术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雄踞商界达三百年之久，与山西商人同执商界之牛耳。他们营商的足迹“几遍禹内”，所谓“山海无所不至”。徽州商人营商成功的秘袂，除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以儒术饰贾事”，自觉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也就是以儒道经商，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以外，高明的经商艺术亦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善于从古代商人那里汲取经商的有益经验，《史记·货殖列传》所总结的先秦商人范蠡、白圭的治生之学成了他们尊奉的圭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徽州商人经商之术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张琴早在现代商会产生以前，中国已有商人组织存在。各业手工业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可归入商人一类）和专事运销的商人都被纳于行会之中。行会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一度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     

解读明清小说中的明清商人

在明清小说对商人艺术形象的观照中 ,商人的竞争精神缺失。文学家们对商人自我奋斗大胆竞争冒险追求的刻划仍处在弱表现。这种文本现象的形成与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思想文化观念“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     

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及其特点

由于元代的回回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有利的社会条件,故回回商人在元代是很活跃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元代的回回商人,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和各行省省会以及沿海城市里相当活跃《回族简史》里写道:“元代回回商人,活跃于全国的大城市。元的首都(北京)和东南沿海的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地点。”①这就很概括地说明了这点。另外,许有壬所谓西域“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②这     

“商人杀王莽说”辨析

西汉末年,绿林军攻入长安,“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 史家历来把手杀王莽的杜吴视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中对“商人杜吴”也按此义标点。     

宋代商人心态初探

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每一社会的特定阶级或阶层,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即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活动,从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着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任何社会问题时,注意对与此问题相关的阶级或阶层的心态分析,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国古代,商人阶层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态,这种心态通过影响商人的活动而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因而,对古代商人的心态进行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一系列复杂而又特殊的因素的制约,这一领域在我国长时期成了“禁区”。迄今为止,史学界仍无专文对此问题加以研究。本文拟以宋代为剖析点,对古代商人的心态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中国商人诚信观的发展演变

（一）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中国商人缺乏诚实,彼此之间也不信任。余英时针对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为例,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诚信”与“不欺”是中国商人伦理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许多论述徽商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曾予以详细说明,并且一致强调讲诚实、重信用是徽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强调诚信的国家,而且在这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于商业流通领域,且是人们所推崇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