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

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长久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却又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以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马尔克制度与商业公会的相互关系理论为指导,认为中国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     

工商食官“制度论”的法理障碍

工商食官最多是一种习惯,或者政治家的设想,因为一旦它被制度化,周代就不可能存在自由工商业者。从法理上分析,既然工商业者是在官奴隶,周代也就不存在工匠、商人纳税问题,市场也因为缺少交易对象而失去存在必要。《周礼》所述市场上诉讼制度、官府放贷于民制度都只能是虚幻的构想。然而,周代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密集程度,使我们相信工商食官不是制度,存在自由工商业者。     

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补论

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夏商时期的家族公社和西周、东周的农村公社三个发展阶段。井田制度与农村公社具有密切的关系。西周时期,农村公社兴起,井田制度形成;到了东周时期,农村公社衰落,井田制度瓦解。这一事实,既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史学理论的支持,又有大量传世文献的记载与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印证。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赞美诗类型演化——兼论春秋时期赞美诗的诗礼文化内涵

春秋时期赞美诗就赞美对象而言,可以分为赞美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四种类型,都透露出以五礼为主的礼仪制度规范与以五伦为主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丰富的诗礼文化内涵。这些赞美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综合状态与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生态变迁促进了赞美诗类型的演化。但就整体状况而言,论功颂德的基本特点一直延续,将顺其美的创作动机一直未变,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贤重才的政治观念依然存在,教化风人的基本功能依然如旧,尤其是创作主体以德政德行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以言美话语为中心的审美观念贯穿始终,彰显出这一时期赞美诗历史性与现实性融合、社会化与政治化结合的基本特质。     

中国烟草业“工商分离”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烟草业工商分离改革是为了理顺产权关系,改革工商管理体制,使工业企业能够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平等规范竞争。这种改革对于国家、行业和工业企业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烟草业专卖制度的异化,国家专卖变成地方专卖,再加上全球化和WHO的外在压力,使得现有的工商分离改革并能不能够真正达到设计的目的,治标不治本,治本之策在于政企分开,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去行政化"。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清代云南盐业法律制度与工商市镇的形成和发展

清代云南的盐税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对盐井的开发也形成了新的高潮。盐业的发展,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促使主要矿产区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这些市镇是有别于传统政治型城镇的新型城市,它们的出现反映出工商业发展的水平,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与清政府在云南推行的盐业法律制度息息相关。     

论先秦时期的采诗与采乐制度

乐官要制作出感人的音乐,就必须寻找到人间的天籁之音.早期音乐本是全民性、典礼性、宗教性的古乐,乐官们依神自重,地位崇高,对于各种音乐演奏的方式特别注意学习,这属于采乐时期.西周中期以后,统治者成为仪式的旁观者,在旁边听别人唱歌奏乐,看别人进退俯仰.这种音乐欣赏习惯的变化导致采乐向采诗变化.特别是周厉王、幽王时代刺诗大量产生,采诗成为政治制度,从诗歌中了解民众意志成为统治阶级观风的主要任务.     

论先秦时期的“形式”观念

我国土古时期就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类形式观念,商周时期,形式的“形而上”内涵落身到政治王权的统治层面,呈现出“狞厉”、“庄严”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性解放和文化大发展的步伐。形式呈现出“人文”和“理性”的多元内涵。从人的认识观念出发,与西方“形式”内涵更为贴近的是贯穿于天、地、人与古今的“文”。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试论在经济执法中设置“官告民”制度的现实意义

设置"官告民"制度,是经济执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一制度能有效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防止行政机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活动的发生,是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制度建设.     

中国传统司法“官无悔判”之辨证——兼论清代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的“信谳”追求

学界多有学者将我国传统司法文化概括为“官无悔判”,而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大多持批判的态度。“官无悔判”的定论与解读是值得商榷的。在清代以“信谳”为追求的地方司法治理实践中,官有悔判是普遍存在的客观史实,且主要表现为审断过误的改正,其中既有地方官的自行改正,也有依托于案件覆审程序的上司驳正。官有悔判的形成,一方面肇始于审断官吏们过而能改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发轫于各级衙门间审断有责的外在规制。对于“官无悔判”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于偏执回护、拒不改正错案的一面,在考察清代地方官追求“信谳”理念的过程中,也应关注到“一成不变,君子尽心”之义,以及俗语“官无悔笔,罪不重科”背后所呈现的据实详审的精神,其中也彰显了古人对听讼处断既判力与稳定性的维护。     

对“跨越卡夫丁峡谷”概念的辨析——论“跨越卡夫丁峡谷”概念的由来、演变及内涵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涉及的理论范围广泛,各种观点纷繁众多。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我们首先要理清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产生、演变的来龙去脉,并分析其真实的涵义。这也是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与其相关的深层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本文主要梳理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由来及演变并简析其内涵。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这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提倡诡诈权变。与此相适应,当时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革,战术运用呈示出新的面貌。战争实践的进步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已趋于成熟。     

清谈与猎官——对《九品官人法研究》的一个商榷

宫崎市定所著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可谓魏晋制度史研究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但他在这本书中对魏晋时代的清谈风气与选官制度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宫崎认为选官的乡品与官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因此魏晋时代官员候选人会通过清谈来取得较高的乡品以期获得更高的起家官品。但宫崎的这一说法实际是存在问题的,他在证明其观点之时所用的卫玠的例子,也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从“开官智”到“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晚清,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精英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的自强之路。自洋务运动开始至清末新政早期,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现代化,即所谓的"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后,随着"新政"向"宪政"的过渡,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民智齐头推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内容也不再仅仅拘泥于自然科学知识,西方国家的政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也被大量借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