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凸显的女性权利意识探究

女性权利意识既是作为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角色认同下的权利认知、主张和要求,也是作为社会中的人对权利的认知、主张和要求。影片《唐山大地震》中,女主角的权利意识观照出现实世界的女性权利意识,是现实中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潜意识表征。法治社会应该为女性的社会权利实现提供更多的途径。     

论作为事实性的习惯权利

习惯权利是一种事实性权利,它的事实性在于以行为事实为存在载体,通过人们不断重复的行为事实来阐释.一是习惯权利以行为事实为其载体;二是习惯权利在社会层面上对特定群体成员产生着事实上的有效性;三是习惯权利通过行为事实所产生的惯性约束力而具有事实规范力;四是习惯权利的事实性价值就是在生活上它对于特定群体的有用性与满足.另外,习惯权利的事实性具有方法论意义与法治意义.     

法律、利益与权利

利益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利益又具有能动作用。承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承认人们需要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要承认追求利益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且不能将权利和利益混为一团,只能将权利看作主体为追求利益而可以采取的行为。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实现,既要以法律规范的方式赋予人们追求利益自主性的权利,也要以法律的方式规范人们参与市场的行为,同时,法律还应协调好公民个人利益、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且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农村妇女权利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X镇的实地调查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以山东省X镇实证调查为基础,利用描述统计方法从权利认知、权利情感、权利主张、权利要求以及权利行为倾向5个维度考察农村妇女权利意识的现状。可以发现,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且处于一定水平,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权利情感薄弱、权利主张不足等。同时,通过回归分析可知,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人际交往范围越广,其权利意识越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妇女拥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此外,阅读书籍、关注时政要闻及丈夫的受教育水平与农村妇女的权利意识水平也具有正向显著性。而年龄、婚姻状况、外出务农时间等因素未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重庆市主城区普通市民公共参与意识现状及培养路径研究

问卷调查显示,重庆市主城区多数普通城市居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较强、政治正义感十分强烈、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持理性态度、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但还存在部分市民践行政治权利的主动性不强、维护政治权利的自信心不足、对基层公共事务认知度不高、普通群众的政治认知水平更待提高等主要问题.提升市民公共参与意识,要做到以下几点: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高公民政治认同感;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提升公民政治归属感;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增强公民政治效能感;增强人民民主的政治观念,培养公民政治责任感.     

论公民意识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公民意识”的概念,且其内涵逐步丰富。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行为方式的自我认知。即公民认识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要以平等的身份,按照法治和道德要求,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论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重视权利的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基于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范畴,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按照“公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为了摆脱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原则传统的误区,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面目,须厘清权利与义务及二者的关系。     

新时代我国公众权利意识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公众对待权利的态度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化,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在代际关系中,权利意识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表明,相较于年长的公众,年轻一代公众对权利认知更加清晰,权利主张的意愿更加强烈。从公众权利意识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来看,城市化、民主化、市场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权利意识,催生权利意识的代际差异。因此,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改革,将有利于缩小公众权利意识代际差异,从而促进社会权利意识整体水平的提升。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解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高校学生诉高校的诉讼纠纷案件,其实质是高校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权利之间的争议,如何更好地用法律来规范和协调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已被提上日程.高校管理权和学生权利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主要为传统学校教育管理的绝对权威,学生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教育法制与教育体制存在缺陷.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校管理权与学生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冲突.我们应多管齐下,化解学校管理权与大学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     

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有感于德、日侵渔,由渔权受损而迫感海权旁落,于清末提出“护渔权,张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也”等渔业思想,并通过筹办渔业公司、宣示渔界海图、倡办水产教育、推行渔政管理、制定渔业法规等五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实践,诠释其渔业思想。综合张謇的渔业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渔权即海权”。他不仅率先揭示渔权与海权之间的关联,而且提出以渔界厘定海权边界之思想,避免了空谈海权,却不知其边界的窠臼。     

迈向人权的积极城市权利

积极城市权利能够使市民平等的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积极构建公正的城市空间,也产生出服从城市空间管制的道德义务。积极城市权利能通过“威尔曼公式”的检测,它是以道德理由为基础,至少包含了五种霍菲尔德状态的权利体系,应该将其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利。积极城市权利也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权利类别——人权,是人的能动性与自治性的实现。要实现这项人权,就要从道德领域转向法律领域进行保护,同时不同于道德权利,法律规定的积极城市权利需要接受一定的限制。     

矿业权不能纳入物权法的法理论证——兼议矿业权的虚无性

中国政法大学承担的修改《矿产资源法》的研究课题，强调矿业权应当纳入《物权法》，但课题内容中关于矿业权的特点、结构及法律关系的论述，又恰好是物权法所排斥的。以法理分析法论证了这种冲突缘自“矿业权”的虚无性，虚拟的权利多面体导致片面性认识。分解“矿业权”，将其重构为独立的矿产权和矿产开发权。矿产权可分别纳入物权法，矿产开发权属于公法性的《矿业法》调整。矿业权不但不能纳入物权法，而且其存在和创设属“违法”。     

关于权利的几点认识

权利是构建人类社会文明制度的脊梁。解决权利冲突在于寻求和谐平衡点,化解权力与权利的危机则在于守住权利优位的底线。     

“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

"权利泛化"意指一种缺乏法权基础的社会现象,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强权利泛化命题"主张权利泛化是一个伪命题,不仅因为它与权利膨胀、权利滥用以及权利冲突存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也因为权利泛化在正式法律场合不可能存在,而在公共辩论中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由权利成本以及权利乌龙引发出的权利指责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都更难以对权利的内在价值构成挑战.每一次权利实践都是一次关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操练,作为一种警醒的权利泛化反而提醒我们要继续尊重和捍卫权利.     

论罢工权应该缓行

罢工权设置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只能从其价值实体即罢工和价值标准即社会的需要、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价值标准是个历史范畴,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会的独立性、配套法规的完善、劳动者的罢工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内容。在我国当前将罢工上升为法定权利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从西方国家移植罢工权制度,与我国当前的实际不相符合,罢工权应该缓行。     

公共借阅权研究

公共借阅权是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结果。它不是直接控制作品的权利,其内容仅在于获取补偿金。文章探讨了公共借阅权问题的提出,界定了其概念和权利性质,归纳了其特征,并对公共借阅权在适用中的问题作出了一些理论上的阐述。     

限制与平衡：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权利与权力的对话

在法社会学视野中,权力是一个政治法律概念,从渊源上讲,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权利与权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往往出现功能背反。权力与权利由对立走向平衡和统一,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权法保护——基于权利与利益的二分法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学术研究,近几年奉行权利建构模式,目前形成了独立的私权、知识产权和特殊知识产权三种不同进路。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存在权利的保护问题,亦存在利益保护问题。忽视利益的保护或者将利益与权利不加区分地均作为权利予以保护,都是有巨大缺陷的做法。单纯的权利建构模式引发了学术界内部的反思,也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挑战。侵权法对权利和利益给予强弱不同保护的学术思路和司法实践,可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体系上的缺憾。应在解释论的角度上,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起区分权利与利益,并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以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权利创设与创造自由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