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MBO)绩效研究

在中国,在MBO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尚未完备、股权分置的情况还未解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下,MBO是否能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本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中国所发生的MBO事件的经济后果及各种客观条件进行全面深入的实证与理论研究。本文运用统计学的因子分析法,对中国2001-2002年17家实施了MBO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在MBO当年和后一年有所上升,但是在MBO后二年,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文章认为,在目前,由于中国MBO运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尚不成熟和不完善,上市公司MBO还须慎行,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规范上市公司MBO,以使上市公司MBO后的经营绩效能稳步提升。     

我国上市公司MBO绩效研究与思考

从管理层收购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了以财务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因子分析法来衡量管理层收购前后的业绩变化,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MBO)绩效的实证分析和与一般企业并购绩效的比较表明:至少在短时期内,整体上看上市公司MBO绩效不显著,且MBO相对一般的企业并购整合风险小。     

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横向并购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自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迅猛发展,规模空前.其中,横向并购模式在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些企业进行海外横向并购以后的经营绩效如何,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2008-2010年发生海外横向并购的30家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样本公司并购前1年至并购后第3年共5年间的18个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对样本公司海外横向并购前后5年经营绩效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发生海外横向并购后,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水平普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表明,海外横向并购非但没有给我国公司的经营绩效带来显著提升,反而使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了下滑.在此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     

资产剥离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数量和规模呈持续增长的态势, 但学术界对资产剥离的研究却严重滞后, 尚未发现专门、深入研究资产剥离长期绩效的文献.揭示资产剥离长期绩效的情况, 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资产剥离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了2003年91家进行了资产剥离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剥离前一年、剥离当年和剥离后四年共六年作为研究时段,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上市公司资产剥离的长期绩效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揭示资产剥离长期绩效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资产剥离关联交易中内幕交易较多的,其资产剥离的长期绩效没有明显改善,非关联交易公司的长期绩效显著改善;剥离与公司行业非相关的资产时可以帮助公司集中主业,增强竞争力,其长期绩效得到显著改善;长期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其资产剥离的长期绩效变化不显著, 长期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其长期绩效显著改善;资产剥离规模相对较大的公司长期绩效改善更加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分析

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国内外研究讨论的热点,但该方面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文章基于此视角,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07年至2009年134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托宾Q值作为公司绩效的衡量标准,并引入控制变量,对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研究证实我国女性高管的比例对公司业绩没有显著影响,并在文末对可能的因素进行了讨论.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入与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2007—2009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09年连续披露研发投入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经费投入强度明显不足;随着R&D投入的增强,其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越明显;R&D投入强度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股东获利能力部分指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滞后期较短;R&D投入强度与公司的技术竞争力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06-2008年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及比较

农业上市公司为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起着示范作用,从实证分析层面研究其经营绩效有利于真实反映其经营水平,为管理决策提供有效信息。运用熵权法对2006-2008年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评价,通过对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比较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三年间经营绩效水平不平衡,部分公司绩效值波动较大,部分公司快速成长的绩效并非来源于农业主业,予行业之间经营绩效值差异较大。并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农业上市公司有效成长的相关建议。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采用平行数据模型的方法,对上海证券交易所348家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短期负债率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说明公司流动负债程度越高,公司盈利能力越差;长期负债率与公司绩效虽呈负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总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公司负债程度越高,盈利能力越低,也说明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很少利用负债融资。此外,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8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主要依靠短期负债融资。     

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与公司治理效应: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更名已经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公司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受到了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文章首先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从理论上分析公司更名、特别是公司基于经营范围变更、并购重组、战略调整、声誉改变和其他原因等不同动机的更名行为对其股票价格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其次,在对中国上市公司更名情况及其更名原因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以2010—2017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60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数据为样本,利用事件研究法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市场价格反应;以2010—2015年中国更名上市公司在更名前后3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经营绩效数据、公司规模和财务杠杆等财务数据以及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等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利用差分T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更名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无论上市公司因何种原因更名,其在更名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产生显著的正超额收益,但这种正超额收益将在更名后的较短时间内消失,甚至产生显著的负超额收益;同时,公司更名还可能在更名后的1~3年内显著降低其总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进而产生显著的公司治理负效应;公司更名的短期市场价格反应与长期公司治理效应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公司更名并不是改善其经营绩效和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投资者投资于更名上市公司在长期和短期内都可能难以获得正的超额收益。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出台更加详细的公司更名规定,以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抑制上市公司更名乱象,为营造良好的中国股票市场环境提供制度保障;上市公司在因经营范围变更、战略调整、并购重组、声誉恶化和其他原因变更公司名称时,应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决策,更名可能不仅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正的治理效应,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投资者不要对更名上市公司进行盲目投资,更名上市公司可能既不会为投资者带来短期超额收益,也不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产生正的治理效应而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超额收益。文章研究结果为证券监管部门规范上市公司更名行为、上市公司更名决策以及投资者对更名公司的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我国退市制度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ST板块“摘帽”现象的分析

文章对我国特有的ST制度以及伴生的"摘帽"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两个实证模型。第一个实证模型是运用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摘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影响ST"摘帽"能否实现的因素并不是公司规模的大小和盈利能力的高低,而是宏观经济形势、控股股东的性质、非经常性损益等上市公司本身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第二个实证模型运用事件分析法研究了"摘帽"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虽然"摘帽"在短期内能够增加上市公司股票的财富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摘帽"对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影响也很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MBO融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基于整合企业资源、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一种杠杆收购模式———“管理层收购”应运而生。引入英美国家MBO的发展及融资行为 ,分析国内MBO的现状及政策导向 ,抽取其中六家作为分析样本 ,对收购资金的构成和缺口资金的融通渠道展开分析 ,提出我国上市公司MBO的可能融资渠道主要有以股权为资信进行融资、通过MBO基金融资、借助信托资金方式融资、横向资金融资、公司资信融资、卖方信贷融资等     

国内上市公司MBO的制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上市公司管理者控股收购(Management Buy-out,缩写为MBO)异军突起,并迅速席卷全球.上市公司MBO实质是市场经济对效率最大化追求的必然产物,其不仅有利于实现产权结构调整,同时还可以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激励管理人员等,尤其对于急需明晰产权与减退国有股的国内上市公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内外上市公司MBO实践来看,要重视再对国内上市公司MBO运作的制度障碍与监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对上市公司MBO立法与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利益驱动及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高层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委派的模式,决定了企业管理层和政府均存在推进管理层收购的利益驱动力。管理层收购在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完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增加公司治理难度、定价缺乏公允、融资渠道受到管制等问题。因此,完善管理层收购监管体系、建立竞价机制、调整融资政策,以及增强中介机构的诚信和独立性,以规范管理层收购行为,是当前政策与制度设计中要考虑的问题。     

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业绩分析与评价

本文在对业绩评价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从财务效益、资产质量、偿债风险、发展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业绩分析与评价,并从经济、政策和自身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旨在通过业绩评价促使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提高综合效益.     

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业绩分析

本文从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质量状况、偿债风险状况、发展能力状况等方面对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进行分析与评价,进而指出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对我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健康发展有所帮助。     

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

以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1项财务指标,运用主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软件,从偿债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和盈利能力三方面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在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投资收益.     

试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道德风险。中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使得其MBO过程中广泛地存在着道德风险。国有股协议转让的定价是否公平等问题成为 MBO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只有认真地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中的道德风险 ,提出有效防范措施 ,才能发挥 MBO的积极效应。     

我国制造业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分析

通过对制造业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与非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在一系列财务指标上的对比分析,得出除了营业成本率、销售净利率和存货周转率外,两者在财务特征上并没有显著差别,并且通过DEA的方法对我国制造业创新型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制造业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经营效率多数无效。按照净资产收益率的大小将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分为高收益组和低收益组两组,对制造业创新型企业上市公司进行内部分析。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