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劳动力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和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之一。这个劳动力市场是依赖于数以百计的外来劳动力才得以生存与发展。探讨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中的外来劳动力的形成与变迁、现状与发展趋势,有益于丰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并能够为今后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中的珠江三角洲指的是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因为珠江三角洲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所以可以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核心区与外围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等市的市区,及番禺、宝安、斗门、南海、顺德等县(1990年区划,下同),珠江三角洲外围区指的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中,除核心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是中国的经济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外来劳动力云集的地区。     

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

文章利用2006年CHNS数据,根据切换回归模型的结果检验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分割,并分析了分割状态下户口对城乡劳动者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二元分割;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不仅几乎垄断了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而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有利地位.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中国劳动力市场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作为三大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本文首先提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然后探讨劳动力市场地域分异规律,进而分析失业率和工资收入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最后,提出缩小劳动力市场区域差距的对策建议.     

珠江三角洲“民工潮”的调查与分析

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外资的加速流入,数百万外来劳动力开始涌入珠江三角洲。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珠江三角洲至少有236.4万外来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劳动力数量不断上升。据估计,1994年,外省和广东其它地区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来劳动力(以民主为主体)总数为600万左右。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最大、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之一。 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的涌入,一方面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市政管理面临压力:首先,人口急剧膨胀,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源于劳动力市场上不同劳动力的不同属性,进而在市场上占有各自的市场份额,而难以进入其他种类的劳动力的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会对经济的发展构成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业已对上海经济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在上海今后的发展中,提供制度的供给,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将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     

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本文认为，由于经济改革迸程的迅速推进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传统制度变革的滞后，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被多重分隔，特别是正规劳动力市场和从属劳动力市场并存的格局给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乃至整个经济增长都带来深刻影响。低价的从属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调节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的主要杠杆，并有效地刺激着资本需求。但在这种效率的背后，我们却付出了公平的代价。     

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在中国的验证

本文基于行业工资差距实证分析的视角,提出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理论假设,分析行业工资差距中的人力资本效应与垄断效应,计量检验不同变量对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及未来中国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将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     

我国省际投资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兼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劳动力市场配置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影响省际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理论框架，并利用最新统计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西部地区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一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省际投资力度小及政策开放程度滞后等因素，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来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区域合理配置。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与展望张根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发育过程，目前已初步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服务网络体系。实践证明：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无论对于消除传统体制下劳动力“统包统配”的痼疾，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     

香港人口变动及其对香港与内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香港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于1997年结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自从1985年中国和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生效后,香港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中,香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使香港基本上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造成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直接因素大体上有三个,一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三是人口变动,本文侧重于讨论最后一个因素。人口作为整个社会的最基本部分,其变动必然给社会带来波动,人口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本文主要讨论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地区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5、2002年的中国城镇职工工资收入数据与Oaxaca Blinder分解方法的扩展形式,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对不同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作用.分解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地区之间城镇职工收入决定中的分割效应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仍有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沿海地区、直辖市与其他地区(包括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之间职工收入差距受到市场分割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明显扩大的趋势.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与“民工荒”

我国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现象,只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生的一种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的暂时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市场供求将会发生变化,这种地区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不平衡会逐渐回落。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扭曲程度测算

本文以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²013年微观个体数据,定量估算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扭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效率仅达到65%2013年微观个体数据,定量估算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扭曲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的市场化效率仅达到65%⁷5%左右,存在严重的工资向下扭曲现象,工资扭曲程度约达25%75%左右,存在严重的工资向下扭曲现象,工资扭曲程度约达25%³5%;200535%;2005²013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工资扭曲程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拐点大约发生在2011年;劳动合同和工会对于劳动力的工资扭曲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已经成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双重"保障机制。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构建有效的就业服务体系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和制度性障碍是必要的,同时还应在继续完善劳动合同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工会制度。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错配

文章基于效率损失测度法定量测算了各省劳动力资源的平均素质水平和考虑劳动力素质后的劳动力利用效率,发现当前中国存在着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错配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平均素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但劳动力利用效率却低于东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慢、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滞后,不能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充足与适合的工作机会。解决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错配问题,将是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益思路之一。     

广东“外来劳动力”问题探讨

近年来,广东的外来劳动力发展很快,规模越来越庞大。据公安部门统计,到1988年底,广东省外来劳动力达320.31万人,其甲属省内的有257.15万人,占80.3％,省外的有63.16万人,占19.7％。这些外来劳动力大都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分地区看,最多的是深圳市93万人,其次是广州市41.26万人,佛山市32.44万人,珠海市16.5万人;深一层次看,外来劳动力主要集中于近年经济     

北京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与京津冀人口流动

北京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对外地流动人口进入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以后,北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使一些行业遇到了用工难的境遇,但从劳动力需求结构看,有些行业仍然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这种现实向我们提供一个信号,未来北京仍然是一个吸纳流动人口的重要城市。河北省是向北京提供劳动力的重要省份,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储备情况看,尽管河北省不可能向北京提供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但在近期河北省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相当大部分需要流向北京。一方面北京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河北省需要向北京转移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有很多因素制约了河北省劳动力向北京的流动,因此,需要从法律、制度、职业培训等方面拆除制约劳动力流向北京的种种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