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述评

本文以新中国刑法典的制定、修订和再修订为线索，具体地论证了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展望了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建设的光辉前景。     

论我国石油安全的刑法保护

石油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利益,因此也是重要的刑法法益,国家制定各种刑事法律规范保护石油安全.在我国,保护石油安全的刑事法律规范分别体现在刑法典和有关的附属刑法中,通过这些规范,实现对石油资源以及石油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和消费等全过程的刑法保护,达到保护国家石油安全的目标.     

判例在国际私法渊源中的价值分析

判例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在大陆法系判例也以其灵活、包容、开放、具体等特点,自罗马法以来一直散发着生生不息的魅力。而在我国,判例目前仍然没有被作为国际私法的正式渊源,这对于我国法院解决涉外民事纠纷的法律适用带来了不便,因此我们认为应给予判例在中国国际私法中应有的位置。     

判例法渊源探究及其借镜视阈

判例法是人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判例法的生成是法官审判的制度性原则的逻辑延伸。判例法源自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产生于特定的民族性基础之上,英国以务实经验为积淀的民族传统催生了这一法律形式。对判例法存在的主体需求基础的学理加工和表达,便形成其哲学基础。判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效的借鉴将有助于我国法律的完善。     

民事判例制度渊源考辨——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为视角

民事法律制度是当前民事法律体系的有益补充.但长久以来,研究者们总是将民事法律制度与判例制度和判例法相混同,这一做法极大地制约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正常发展.本文拟从民事判例制度的渊源入手,论证民事判例制度在具有判例法和判例制度共性的同时,还具有独立的民事法律个性,为早日在我国建立民事判例制度提供制度渊源的理论参考.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

1997年刑法典的系统修订及此后采取修正案的形式修订刑法,基本上实现了刑法立法的单一法典化.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及修订模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应当根据立法内容的实际需要,合理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不同规范性文件各自的优势,构筑一个形式与内容相互协调,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相互配合的刑事法体系,使刑事法律的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论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复杂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因果关系的基本哲学原理为指导,同时也要认识到刑法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出发,对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性质、原因与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应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地位,使刑法理念得到科学的体现,以促进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论我国刑法的辩证性质

法与哲学合二为一是我国刑法的显著特点。质、量、度辩证统一的刑事评判系统，关节点原理对行为规范的刑事界定，矛盾理论支持的全面性，客现性认识，普遍联系中的因果逻辑，形式与内容关系中深遂的刑事或非刑事组合，由此而构筑的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刑法典，既是一座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大厦，又是新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成果总结，它为造就能够自觉进行辩证思维的无产阶级司法队伍提供了条件。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完整解读《刑法》第17条

调整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是我国未成年人刑法改革的可行举措.个案中未成年人的罪行达到何等程度可定罪,完整理解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就尤为重要.其中,罪行种类量定了客观危害的严重性,成为对未成年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基准;而不同年龄阶段测查未成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可谓判定其负刑事责任与否的特定依据.全面理解该条还需考虑我国的国际人权义务,以便立足国情贯彻儿童最大利益的政策精神.尤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应在实践中适度从严从紧控制罪行种类标准与不同年龄责任能力等法律标尺,并对非必须适用刑罚的未成年人在尺度上适当放宽,以依法把实际受追诉或定罪的未成年人数量尽量降至最低.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刑法上的自救行为

韩国刑法典中,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明确规定有"自救行为"。韩国刑法中的"自救行为"指依据法定程序不可能保全请求权时,为避免其请求权的实行不能或显著的实行困难而实施的行为,其具有在紧急状况中私人代行国家权力的行为性质。韩国刑法"自救行为"的成立需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自救行为状况;二是自救意思;三是相当理由。一旦成立自救行为,即使发生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也将阻却违法性而不成立犯罪。     

近代西方刑法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刑法的影响

近代西方出现的全面、激烈、持久的刑法学派之争,推动了西方各国刑法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开始传入我国,成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刑事立法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刑法的近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彻底否定旧法的同时,对西方历史上的刑法学理论也全盘予以否定,从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对中国刑法的直接影响被切断。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刑法学说再次传入中国,并全面冲击和推动着中国当代刑法的发展。特别是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充分借鉴、吸收了西方刑事古典学派和近代学派的合理内核。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西方刑法思潮对我国当代刑法及刑法学将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刑事法视野下的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探析

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专章,有限承认了部分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同时也规定了其程序.藏族习惯法注重和解,刑事案件借助"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达成刑事和解.在刑事法视野下审视藏族刑事和解习惯法,可发现二者之间冲突与契合并存.如何通过地方性立法,引导其逐步走向法治化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维护法制统一、藏区社会治安稳定,推动藏区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刑法语言的向度

理解刑法是从刑法的语言开始的。但刑法的内涵不是仅仅通过阅读法条的字面就可以获得的。刑法条文的字面只是为发现刑法提供了进路。刑法的内涵是由刑法规范的目的、规范的语境及其意义脉络所决定的。理解刑法语言的向度,应该注意刑法语言与日常用语、私法语言以及刑法内部同一语词的关系。     

略论刑法的机能

刑法的机能,是指刑法客观上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的机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规制机能、秩序维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刑法的规制机能由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评价机能,二是决定机能。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是通过其利益保护机能和预防犯罪机能体现出来的。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通过两个方面发挥出来,一是保障普通公民的自由,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或者说合法权利)。这两方面的保障机能都是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来实现的。刑法所具有的秩序维护机能和自由保障机能,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克制,但又能够互相协调的关系。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优先考虑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而是要看所保障的自由是否合理。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再认识：困境及出路

我国法治实践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彼此互动不明显。无论是在观念认识,还是在立法、司法实践以及学科研究层面,二者关系呈现出分离、割裂、断层的局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因犯罪这一纽带联系在一起,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均受刑事政策指导,在历史上原本合体并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树立刑事一体化观念,注重整体性立法,加强司法实践融合,开展交叉性研究,以实现二者双向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改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需要适时修改。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受教育部法制办公室的委托,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部分所确定的教育方针及有关教育基本原则制度等条款,进行具体的分析与研究,理清有关内容表述的历史沿革,并根据《宪法》及党中央文件的有关表述,结合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