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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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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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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所出现的"毖"诗名称,不见于传世文献,是新的研究材料。这两篇诗都以儆戒为主要内容,带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使用相同的套语,有共同的文体特征,但在创作对象、适用场合、篇制、风格等方面也明显不同,代表了"毖"诗的两种范式,即颂体范式和雅体范式。两诗分别创制于西周初年和西周晚期,在时间上有先后,这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们放在历史进程中讨论,并对"毖"诗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一些思考。总体上看,先秦儆戒诗经历了由仪式儆语发展为仪式儆戒诗,由仪式儆戒诗发展为献诗陈志儆戒诗两个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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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好以美、刺说诗 ,其美、刺对象多指向帝王后妃 ,且牵强附会 ,与《诗》之本义乖谬者多。前人所谓《诗序》所言非诗本义 ,乃周人采、编者“用诗之义”,亦不可通。《毛诗序》当为汉儒所为。汉统治者崇经尊儒具有很强的实用功利性。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汉代经师为履行其职责 ,其研习、传授《诗经》的终极指向是将《诗经》作为树立君王权威、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并巧妙地利用说解《诗经》以求达到委婉地讽喻警示当代帝王的目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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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刺诗说""美诗说""祭祀诗说""婚姻诗说"均不符合诗篇本旨,"爱情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出《关雎》之义,但并不全面。《关雎》一诗在男女爱恋的表层下还蕴含着"克己复礼"的礼乐文化内涵,同时被广泛应用于周代各类礼乐文化活动之中,这是其仪式乐歌属性具备强大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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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萍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30(2):92-94
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一为词,一为诗,题材各异,却是同一主题,悼念自己死去的妻子。物质决定意识,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决定了悼亡诗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诗在妻子形象、感情基调、意象选择和艺术风格上不尽相同,这就形构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差异。中西文化本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求同存异,不同风格的诗词具有不同的艺术魅力,给我们不同的审美享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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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中的赋、比、兴手法,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这两处都将赋、比、兴与风、雅、颂并提。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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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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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安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两个版本的《蟋蟀》,主题思想都归结于"康乐毋荒"。"康乐毋荒"之思想,就其哲学意义而言,不仅与清华简《耆夜》周公另外两首诗一致,而且也正是《周礼·大司乐》乐德之教的精神之所在。但具体言之,二者旨趣亦有明显差异,其差异在于:"康乐毋荒"之诫,今本始与归皆在"职思"之事,事具体而急迫;而简本归趣则在"终以康"之理,理抽象而思远。简本《蟋蟀》比《唐风·蟋蟀》更为原始,以乐教语说形态附着于《耆夜》,后随《耆夜》等书类文献,于楚昭王时由晋入楚。《唐风·蟋蟀》之原本乃某位黎国大夫为刺末代黎侯,变化接近简本的早期乐歌《蟋蟀》而成,黎灭国之后,流播于晋,后收入《唐风·蟋蟀》。《毛诗序》所传《蟋蟀》"刺晋禧公俭不中礼"之说当源于子夏与魏文侯说《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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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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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与京都赋同属表现帝京空间之美的作品。《伽蓝记》以记寺庙为纲,展开对故都洛阳的全方位描绘。《伽蓝记》对京都赋多有借鉴,描绘景物多为四字句,整饬典丽,又运用赋笔铺叙物产之丰饶,具有夸炫特色。京都赋的大一统思想、颂美及讽谏之旨,也为杨衒之所继承。《伽蓝记》也运用了主客问答的模式,以强调北魏华夏正统的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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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典籍《吕氏春秋》的音乐功能论构成了一个贯通于天地鬼神至社会人心的交感系统,主要体现在敬天礼神、颂美帝德、通政移俗等层面,这一交感系统对作为仪式符号的音乐高度重视,具有深厚的人类学内涵。中国古代"诗"、"乐"同源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古代的诗歌功能观与《吕氏春秋》的音乐功能观一样,也具有相应的人类学内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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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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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