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新时期的定位、路径和模式——上海社区服务发展的新思路

上海,正以伟岸的雄姿迈向新世纪.强化社区管理、优化社区服务.全方位地推进社区建设.这已成为上海实现国际现代化大都市跨世纪宏伟蓝图的重大战略步骤,如何根据“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的要求.从根本上明确社区服务的功能定位.弄清社区服务的操作路径,构勒社区服务的驱动模式.这对市、区两级政府的行政决策和街道、居委两个层面的工作实施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保障新框架下的社区服务定位     

社区青少年工作中的教育、服务和管理功能

社区青少年工作作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因“双休日”而增加了闲暇时间，再加上“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这一城市管理新体制的实行，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内容方式都直接面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经过近年来的实践，以社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为工作主体，以社区青少年教育、服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工作正逐步形成，而且已由活动型向功能型方向转变。一、社区青少年工作由活动型向功能型转变的必然性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一直是社区青少年工作的主要手段。实践证明只要组织活动，就容易吸引…     

积极推进社区改革与建设

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陈建新认为,在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城市管理新体制的实践中,民政部门应认清责任,主动进入角色. 全面实施城市社区改革,加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建设是民政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对民政部门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将民政工作的重点由农村适当向城市转移。把街道、居委会建设、社区服务、社团管理等作为重点,从客观上适应了社区改革的整体需要。多年来,民政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居(家)     

走向社区,走向共青团工作社会化──华阳路街道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纲要

一、指导思想围绕“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的实行，要把共青团工作与政府部门工作相结合，努力使共青团工作社会化。充分发挥地区青年委员会相互联动，资源共享的功能和组织优势，加强街道青年志愿者联络站的队伍建设，在加快社区发展、完善社区功能中突出重点，形成与一流城市相适应的城区共青团工作新格局。二、工作目的思想教育有新的突破，凝聚力工程有新的特色，建功立业有新的作为，培养人才有新的成效，社区建设有新的起色，团建工作有新的拓展。三、组织机构以团工委为核心，“青工委”为骨干，志愿者为主体。四、工作对出团员青…     

浅谈社区资源共享

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大型的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管理问题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提了出来。前不久召开的上海城区工作会议便提出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大构想。但是,由于历史的欠帐和建设管理的相对脱节,我们的社区公建设施不配套、不完备、不合理,与我们正要实施的三级管理要求不相适应。即使政府加大投入进行建设和改造,但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大大改善社区配套设施相对滞后的状况也是有较大难度的。因此,科学地合理地开发社区资源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很有现实意义。二、社区资源共享的可能性社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区直管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分析——以铜陵市铜官山区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一直实行“街居制”管理体制。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的居民结构和工作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保持“街居制”架构下经历了三次变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管理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等难题。为此,需要用新思维来突破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困境,而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改革契合了改革需求,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重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社区”的现实意义与循证政策依据分析

Bryson和Mowbray曾在1981年写文章批判政府盲目使用“社区”一词,并谈到关系着社区的循证政策如何在2005年成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两篇文章都刊登在澳大利亚的社会问题期刊上。本文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考察南澳大利亚州某地方政府对“社区”的主观和现实意义作何理解,以评估其与社会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社区”一词的吻合度。笔者认为,在2009年,社会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社区”与围绕此主题展开的大量研究或者当前个体与家庭的情况缺乏共鸣,从而导致针对社区的社会政策其初衰与效果不相匹配。     

社区矫正的两种模式

在我国探索“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刑法改革过程中，社区矫正是一项受到政府和学界大力推崇和普遍赞誉的重要的非监禁执行活动。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全国迅速扩展。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基本上形成了在基本价值理念、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的两种模式：“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     

社会资本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发展中的作用研究——以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为例

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区发展需要,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本文首先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入手,构建了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以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为例,结合实地调研、问卷和访谈等方法,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了肖家河街道以院落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的原因。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现状决定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选择,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过程有助于激发社会资本存量,社区社会资本的增加将促进社区发展,而社区整体协调发展过程将进一步提升社区社会资本质量。希望本文的研究结论时令后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借鉴。     

政府角色:在“越位“与“缺位“间寻求平衡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某一程度上透视出政府职能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强烈需求。华东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社会工作系主任徐永祥教授认为,当前的政府角色在组织职能上面临着“越位”与“缺位”的双重误区。所谓“越位”,最普遍地体现于政府以行政管理职能代替或包揽了一些本应由专业机构、社团或社区自治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所承担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自治等社会事务的事务性职能,简言之就是“政社不分”、“政社混淆”。这是一种旧有的“大政府、小社会”式管理机制的延续,具体表现在政府直接组织和管理志愿者协会、直接经营和管理社区服务中心、直接认定     

世界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比较与模式选择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世界城市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发现,体现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区域特色、历史文化等差异性,也展现出许多共同的演化规律和改革特征。总结世界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验,对我国大城市的主要政策启示在于,构建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中国模式,将街道、乡镇职能下放社区,加强政府职能整合和社会群众监督,加强社会组织培育,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多元化、均等化供给。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感受

基于社区传递整合型社会服务，我国社会工作大有作为。这里的“整合型”有两个层面：社工传统三大方法的综合运用；整合利用社区内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资源。华东理工大学张昱老师的一段话曾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社工服务对象沉积在社区，社会管理与服务资源汇聚于社区，使我逐渐意识到社区这么一种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机制的存在，这既是我国的一种特色，更是一种优势。我想结合成都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有戏），谈谈从事社区服务的一些感受和反思。     

上海加快形成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有效机制研究

上海推进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在创新社会管理、优化公共服务、激发社会活力、重构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与上海转型发展和现阶段社会发育格局的适应性,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少差距,一些瓶颈问题急需破解,一些影响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深入推进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尚需突破。     

中国微型社区建设研究报告

众所周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城市的“单位体制”开始松动,“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渐露倪端,人口流动愈加频繁,广大居民的生活需求不断上升,民主意识和参与愿望越来越强。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冲破了传统社区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樊篱,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建立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城市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微型社区结构。     

一项关于青年社区意识的调研报告

本次调查对象为上海市闸北区原下属街道的14～35周岁青年，受访者抽样随机产生。调查旨在研究在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社区管理新体制下，广大青年对自己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参与感以及对社区的管理、建设的认识。一、调查问卷收发情况以及受访者基本资料本次调查问卷共下发240份，平均每个街道20份，回收206份，问卷回收率85．83％，其中废卷18份，有效卷占91．26％共188份（以下统计数据均以有效卷数为总数人受访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高中和高中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54．79％，初中以下学历仅一人。从性别上看，男女样本基…     

基于多元主体互构的社区治理行动逻辑研究

本文立足"社会治理"政治话语和社区多元化权力的结构格局,从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的运作关系研究入手,构建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模式,首次提出了"多元复合化治理"的新概念。文章通过梳理和总结网格化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及所面临的时代性挑战,并基于行政权力与社区差异化利益诉求对立所造成的基层社会制度性"断裂"这一事实,提出了突破网格化管理理论和实践困境的创新行动逻辑,进而尝试建构全新的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可操作性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努力克服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负效应",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转。     

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和细胞。网络虚拟社会正以其信息多元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等特点,使社区治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基于上海市6区15个街道(镇)39个社区(居委会)的实证调研表明,虚拟社会在丰富上海社区治理资源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主要表现在:虚拟社会的"参与式社区自治"难敌现实社会的"任务型社区自治";虚拟社会呼唤社区治理"崇尚自由"与现实社区治理强调"建构秩序"难以实现有机均衡;虚拟社会期待社区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却遭遇了现实社区推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为此,网络虚拟社会背景下的上海社区治理创新需要明确的思路是:坚定一个模式——协商合作而不是"独自打保龄球";明确一个原则——强化政府对社区的有效治权而不是无原则的屈从"民意";正视一个态度:积极正视而不是有意回避网络社会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风险。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尊重居民情感和地位,畅通网络民意渠道,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自觉、自主、自治的网络舆论平台;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完善社区网络预警及保障体系;重心下沉,努力探索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组织意识培育: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理路

意识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人的行为有着积极能动作用地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组织意识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类型,是指人们自发自觉组织起来的愿望和心理状态,是人们“组织起来”的前提和向导.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社区”逐渐替代“单位”,成为社会的细胞,社区管理也随之成为城市管理的主题之一.社区管理的取向是走向公民治理,而社区居民自发组建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则是实现公民治理的关键,这就需要居民具有较强的组织意识和能力.但通过整理和分析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的有关数据发现,居民的组织意识是淡薄的.而“传统文化”、“没有经费”及“登记注册难”则是导致居民组织意识淡薄的三驾马车.为此,需要从居民思想意识出发,清除阻碍因素,形成强烈的组织意识,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地新篇章.     

论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着重大的转变。一方面,传统的单位社会、熟人社会逐渐解组,代之以原子化动向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社区则代替单位成为国家基层管理和社会动员的权力延伸,社区建设不仅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推进社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培育"和而不同"的社区共同体是规避原子化社会风险、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