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人权保障研究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却并没有脱离农民的身份;他们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正常的劳动权益保障;他们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城市人应有的尊重;他们自身在城市更是没有归属感,高楼大厦是他们一砖一瓦堆上去的,最终却只能栖身于角落,与尘埃为伍。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仍然有这样的群体,需要我们的关注。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

城市流动农民 (又称流动人口、外来人口 )已经出现二次分化。所谓二次分化 ,是指改革以后 ,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 ,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份群体的流动农民内部的再分化 ,即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的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 ,在过去 10多年的时间里 ,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在横向上 ,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 ,新的职业位置也在不断被创造 ,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缺乏保障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 ,利用各种关系网络为他人提供灰色乃至黑色社会服务和支持的中介、掮客已相当活跃 (…     

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

在近年来的社会学研究中,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主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常常考虑的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农民走出土地的社会成因和内在动机,但却极少有人分析流动及由此而来的城市体验对流动者本人———农民的精神世界或个人现代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农民流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流动与城市体验对温州农民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变迁的作用和具体方式     

农民工学龄子女学校教育的社工介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形成了巨大的“民工潮”,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经历了由“个人流动”转变为“家庭流动”的过程,而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城市成为“二代移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为社会问题之一。     

民工的权益谁来保障？

近年涌现出的民工潮在给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不可忽略的贡献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思考和重视,其中关于民工权益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己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并且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他们界于农民和工人之间,从职业上来看他们己不再是农民,而是在城市打工的“工人”;从其身份上看,他们仍保留着“农民”的户口,他们的“家”     

如何直面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城乡交流日益紧密,新世纪的中国农民(由于进城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所以把这一群体称为"青年农民工"或"新一代农民工")更加不安于固守过去传统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城市化愿望,从心理上、生活方式上追逐着城市文明,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强大动力。这一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活动能量,他们在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青年农民工的越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新生代农民工:现实与梦想

他们是80后90后的年轻群体,他们生长在农村,却不迷恋故土,他们工作在城市,却难以扎根城市。这个人数接近一亿的庞大群体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结构、工作需求、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等方面有着明     

给“底层精英”以上升通道

在一项对442个县以及北京和珠江三角洲的调查中,外出劳动力受过高中和初中教育的都高于农村一般人口,由于年龄和教育的优势,他们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动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城市农民工是我国农民中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是农民工的一个特殊群体。但是,按照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如果精英群体长期居于社会底层。那就会引发社会的失衡,造成秩序混乱。城市农民工在农村中。基本上还属于中上层,精英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本文通过分析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当代中国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作用,并对城乡间的制度分割给予特别的关注。研究发现,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本文认为这种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本文的分析对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不平等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让农民工快乐多一点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批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形成了1.2亿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给正在崛起的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近年来,各级政府在保护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上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和行动,但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他们往往被边缘化。     

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无根的新市民(英文)

根据年龄划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城市外来工。第一代生于50、60年代,他们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第二代生于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生于70年代的农民,则属于其中的过渡一代。如今,第一代外来工大都已经返回农村,而构成今天外来工主体的是“新生代外来工”,除了户口簿上的“农业”二字,他们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职业已经基本无关。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吃苦节俭,不愿再回农村——然而,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家庭化流动凸显的教育问题——兼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背景及策略

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日渐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及学术界大力提倡的发展小城镇战略.为农民流动提供了政策上、理论上的依据,从而使中国的流动人口进入了历史上罕见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国家对粮食的购销政策的松动.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从西部向东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均已超百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族聚居区到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到处都有流动人口的足迹.农民工子女要么和父母在城市生活,要么在家乡,他们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个人本位、家本位与生育观念

这是一项关于农民生育观念与计划生育工作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属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生殖繁衍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们无可选择的生活目的,或说是他们对生命周期作出的必然反应。当然,这一点是以传统风俗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若想改变这种行为方式及观念,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只能是不符合这一文化内在逻辑的行政手段;而中国农民生育观念的真正改变,则有赖于脱离农村的家本位环境,进入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营造的个人本位生活环境。     

农民工犯罪的成因及预防对策探析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他们是农民户口，但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于是人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或者边缘人。农民工一方面为工业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     

试论农村人口流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口流动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平均收入、提高农民群体的综合素质、稳定农村的客观秩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农村精英群体严重流失、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进行缺乏主体、外出人口的民主权无法被实施。因此,为做好农村建设工作,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可以通过大力发展非农业产业、做好农业保护、农村人口流动管理、人才回流等,将农村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全面发挥出来。     

农村大龄未婚青年婚配困境研究

农村大龄青年婚配困境是农村婚姻变迁中的突出现象。农村婚姻变迁不仅体现在传统通婚圈向婚姻市场的外在转变,婚配方式、婚姻行为乃至婚姻观念都在发生快速而根本的转变。在男女性别比失调这一人口结构背景下,农村婚姻市场通过个体化的婚姻选择、婚姻竞争的物质转化、婚姻达成的家庭支持、婚姻市场结构失衡与社会排斥等运作机制,在结构与行动两方面形塑了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的婚配困境。农村大龄未婚青年群体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婚配困境影响大龄未婚青年本体性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对农民家庭再生产有序进行以及社会稳定都造成不利影响,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对当前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启示

晏阳初是现代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他在长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论。在当前，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应有之义。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考察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他们仅仅是实现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换上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要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成功转化，除了制度安排、体制障碍、社会环境等因素外，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青年农民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杭州、温州和宁波三地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试图从生活、职业、认同和交往四个维度去探究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呈现生活工作的适应性.总体上已基本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个体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别.第二,认同存在混沌性.他们认为除了农村户口自己已经是城市人,当中的大部分觉得大多数事情自己可以和城里人做的一样好,城市生活没有紧张感,还愿意或很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农村.第三,交往的两重性.他们在初次社会化时习得了社会交往的农村特点,再次社会化时则获得了城市特点,传统与现代兼而有之.     

流动儿童“自我”概念形成中的利弊分析

流动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他们伴随着父母一起流入到其父母务工经商的所在地,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自我”概念形成过程呈现出特殊性。本文将围绕流动儿童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分别对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利弊进行探讨,并提供相应的对策,以期最终达致对流动儿童群体的清晰认识,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