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朱熹“理一分殊”辨析

目前几种主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和朱熹哲学研究的著作,大致都认为朱熹“理一分殊”如同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和禅宗的“月印万川”,把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等同起来,是相对主义诡辩论,或指责说“理一”既可“分殊”又岂能“理一”,所以是自相矛盾的“怪论”。那些作者又都把“理一分殊”作为朱熹哲学体系中的一般命题对待。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从《香囊记》中的“传注语”看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

通过戏曲与程朱理学两种文本参校细读的方式我们发现《香囊记》以戏曲之形而行议论说理之实,大量引用阐发朱熹的“传注语”及其他程朱理学著作,具体而微的反映出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深刻影响。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朱熹“气”的学说初探

长期以来,在朱熹哲学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其“理”的学说的探讨,而对其“气”的学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完整系统的专题研究.不可否认,朱熹作为我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未直接作出过“理生万物”的结论,而是通过气生万物、理为气之本,来构造其“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的宇宙生成图景的.为此,朱熹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气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出自前人而又超越前人,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气”的学说.可以说,不了解朱熹“气”的学说,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哲学体系.因此,如何分析和评价朱熹“气”的学说,应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苟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苟况说：“凡以知，人之…     

朱熹形上学体系下的理欲观

文章梳理了朱熹哲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旨在阐明朱子形上学体系下的理欲观有其合理的逻辑理脉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并通过简析戴震对朱熹的批评,说明“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的不同。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试析朱熹哲学中“心”“性”“理”的关系

把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虽不无道理,但也不能忽视理学与心学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朱熹在“性即理”、“心统性情”、“心与理一”等命题中关于心、性、理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结构内部的某些矛盾和混乱,另方面又与陆王心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朱熹哲学中心、性、理关系的分析,指出朱熹在宇宙论中虽然坚持了理本体论,但在心性问题上却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朱熹“格物致知”说学理价值评析

朱熹“格物致知”说既是他遭驳难非议之源,也是他集理学大成之所由。“格物致知”说虽然以明善致知为终极追求,但又包含着教人通过学习实践来穷理求真的理性内涵,它是儒家修养论和科学认识论的统一,它重视“道问学”,内蕴着较高的知识价值取向,是朱熹学术立论的基础。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朱熹乐论之雅俗观考释

朱熹既有推崇古乐的复古思想又有认可新声的通变意识,两者的契合点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雅与俗通变的内在基础是“性情”,“性”与“情”都是“理”的具体化,表现“自然之情”是俗乐被认可的特质。朱熹乐论完成了儒家乐论的哲学化、经典化、辨证化进程,也完成了“理”对“乐”的自上而下的干预。     

简论“诗圣”的衍生轨迹

早期“诗圣”并非专用于杜甫。经过宋代的秦观、朱熹、杨万里的论列 ,并经过后人的认同 ,清代最终将“诗圣”的称号固定于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