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传媒公共性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各种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开始突显,群体事件频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出现断裂性、自反性和风险性。在这样的风险社会语境下,作为社会重要子系统的传媒,其所负有的公共应然性研究逐渐纳入理论界视野。文章从公共性概念出发,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传媒公共性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制度领域,社会建构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等四个方面提出重构媒介公共性途径。     

从立法到阐释:文学批评家网络生存的困境与可能

数字媒介带来了文学领域的变化,批评家可以从纸质媒介转战网络媒介,获取新的言说空间。然而,这带来了凝视机制的转换,造成了批评家权力的衰微。在众多匿名眼光的凝视之下,批评家在博客中建构的理想自我只是一种幻象。批评家应该顺应网络媒介的特点,调整写作姿态,从立法走向阐释与对话,由此,他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网络解除自身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悖论,实现公共关怀,同时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普遍的法团主义与"知识分子国际"。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意见的公共表达:公共争议的传播偏向与话语民主化

公共争议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存在。公共争议传播中,去公共性的叙事偏向与话语困境,背离公共争议公共性的诉求。公共争议传播中,意见的公共表达,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性的诉求为主导,透过对话解释性叙事以及话语的民主化,动员社会资源,走向公共参与,回归公共争议传播公共性的诉求。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公共媒介 ,晚清印刷出版文化的空前繁荣促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 ,加剧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同时 ,中国传统士大夫也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逐渐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 ;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印刷出版文化提供了批判专制国家的舆论空间。由此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所荷载的公共舆论呈现出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 ,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教师作为学生的公民品格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者,需要发挥出自身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学生的公民榜样.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意味着教师要超越既定的课程知识及价值体系的藩篱,从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意识、关怀意识和公共良知的公民.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要把教育工作“转化”为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智识工作.因此,教师需要与学生建构一种以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校生活,培育学校生活及课程教学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     

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在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关注各类公共事件,而且以其解释力在多种网络交往空间中赢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体现的理性思考、权利意识和匹夫责任等公共性成分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对公众的直接动员,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有助于鼓励公民政治参与。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