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的变迁看经典译介背后的操纵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注重文本之间的转换,而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语言外的三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他将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在此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翻译经典文学的流变为中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活动的研究,从而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文学翻译过程的限制和引导,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从翻译中伪译现象看“双向操纵”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对翻译的操纵是被普遍认可的,但其中有明显的交叉重叠。从更科学的角度来看,操纵因素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诗学、经济和地位因素。已有的操纵论研究偏重从译者受操纵的角度阐释翻译中的操纵因素,低估了译者的操纵主动性,实际上,广义上的赞助人和译者在以上四方面中是协商互动的,这种"双向操纵"的机制在伪译现象中可以得到较充分的体现。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翻译顺应与改写——中美领导人演讲译文对比研究

本文依据系统功能语法框架引出意识形态与政治演讲及其翻译的关系,通过对比研究中美领导人演讲译文,揭示意识形态对相关翻译策略取向的操纵作用.文章重点以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与勒菲弗尔(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基础,解析译者在信息译出与译入过程中所运用的不同策略,从而为其所在社会的意识形态立场服务.     

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有许多制约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文化误读成了文学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从误读理论和接受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理论基础,然后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成因及表现,再后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最后指出应慎重对待误读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     

文化"误读":一只看不见的手--试论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文化"误读"是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而翻译活动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因此其各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着重从三个不同侧面分析了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误读"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误读"导致翻译的"误译";文化"误读"影响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一定文化制约下的译者应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尽量减少文化的"误读".     

从东西方译论看译者主体及主体性

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作为主体的译者必然体现其主体性特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东西方翻译界纷纷对此进行探讨,以期能对译者的主体地位做科学的界定,迄今尚未有定论。不同的历史渊源形成了东西方各理论学派不同的观点。重新认识和定位译者主体尤为重要。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译者主体性研究综述

本文通过对近现代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梳理,揭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经历了由主体蒙蔽向主体彰显的身份演变。在总结应用文文本特殊文体性及其国内翻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化语境下审视与研究应用文文本翻译中译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解读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

本文在介绍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改写理论的基础上,将其与中国及西方先前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翻译思想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操纵改写理论的本质。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变通与叛逆之间——郑振铎的翻译思想研究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最早向国内译者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证了文学书的可译性,呼吁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探讨译者的责任并且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评述,这些论述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连续与断裂: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

在传播思想史的叙事中,连续与断裂始终相伴而生。前者意味着传统与学派的形成,后者意味着范式革命。二者的关系是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帕克被公认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中对传播与新闻现象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但是建构了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凯里对帕克的理论贡献与地位却含糊其辞。凯里为了建构统一的芝加哥学派,忽略了帕克与其他人之间的断裂;他建构了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与断裂,却忽略了帕克与后者间的某种连续性。打破凯里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神话,有助于我们关注帕克理论中被忽略的部分,尤其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传播的解读。     

井上红梅误读《孔乙己》的现象分析——兼论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早译为日文的鲁迅作品,日本多位知名译者皆曾翻译过这部小说。文章选取井上红梅的译本,将其与原著详细核对,发现井上多处误读原著,导致译本出现误译漏译等问题。文章以井上译本为例,通过分析这些误读现象,探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译者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翻译尺度的掌控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地传达出作品的风格与意义,又不能过度诠释,将译者自己意志强加读者,只有把握好翻译的尺度,才能避免失误,保证翻译质量。     

西方译论与我国传统译论——从所指、能指谈起

文章以翻译的实践精神为切入点,探讨了翻译的本质,重新审视了译者主体性与原作和读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国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现状,提出在借鉴西方译论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对民族传统翻译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这是我国翻译事业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     

浅析《围城》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双语言艺术,它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作者思想的过程。好的翻译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但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语言系统存在的差异性,翻译不可能做到字对字、句对句的完全工整。代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的一部分,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中有着指称衔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及两种语言的对比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汉英对照阅读《围城》发现,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多使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截然不同。而译者在汉译时灵活处理英汉人称代词的不同使用习惯,使得译文语言规范,清晰易懂。     

解构与重构——探求"法人财产权"理论的当代出路

从表面上看,我国传统法人财产权理论在当代面临的生存危机,是由于无法在微观与逻辑层面有效回应该理论解构学派的挑战使然。但解构学派所依据的法人制度体系中立、法人财产权局限于外部交易功能、财产权分析结构限于微观层面的种种技术性前提,本身也存在对法人制度史的误读。纠正有关误读,正是传统法人财产权理论的出路所在:对于法人,并未发展出自然人场合的“民法中立”;不同的法人类型有不同的财产独立性要求;通过法人财产权结构的区别性安排,可维持,而非混淆国有企业与市民社会企业法人间的界限,促使法人成为连接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过渡环节,成为财产法社会化的重要实践者。     

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对《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不同时代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中译本,分析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探讨了译入语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生成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对文学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小说译本是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在不同的文化意识规范制约下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翻译研究》述评——兼论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

对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珊.巴斯内特的力作《翻译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并回顾性分析国内对苏珊.巴斯奈特翻译思想的研究。文化学派和"文化转向"的确存在不足,但是它们创新了翻译理论,也为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研究领域。     

目的论观照下的翻译失误——城市公共场所标识语英译例析

德国功能学派的翻译目的论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全新的视角.本文以翻译目的论的原理为理论依据,从翻译的目的性出发,并参考译语文化中的平行文本,举例分析了我国城市公共场所标识用语英译中存在的语言性、功能性翻译失误现象,并指出产生这些失误的根源在于译者缺乏翻译的目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