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滥"、"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汉音、魏响与别调:沈德潜对魏诗的分期与定位

沈德潜将魏诗定位为"汉音""魏响""别调"三种审美典型,迥异于前人.曹操乐府诗对"俗乐"的赓续,"以诗写史"的实录精神,是构成"汉音"的重要因素.曹丕、曹植轻合乐而尚音韵,淡化叙事而侧重情感抒发,尚作用而远自然,由慷慨激昂转向温婉轻靡的审美取向,构成了"魏响"的核心要义.阮籍融随兴寓言、玄思意趣于一体,比、赋连用的表现...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浅谈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我国文学史上,建安诗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曹植则是建安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不仅数量多,大大超出同时代的诗人,而且诗歌的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创立了他个人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也创造和发展了诗歌表现艺术,因而被后人誉为"建安之杰"、"为古今诗人之冠".     

论鲍照诗歌的主体意识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逐渐自觉,诗歌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缘情"这一原始功能与本质.作为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寒士诗人,鲍照在作品中倾注了其大量的个人情感与思想,从而使得诗歌的个体性与主体性分外鲜明,以自我意识、个性意识、自由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为内容的主体意识成为鲍诗的一大特色,并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思风力琐议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独具异帜,卓然不群,他的诗作,辞情兼胜,肉骨皆雋,气象雄辉而神韵悠远,钟嵘《诗品》列思于上品,①世有“左思风力”之称。这“风力”就是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劲挺矫健的笔法,深邃高远的意境,批评现实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左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正始以来文学技巧的创新,它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强烈地反映了西晋的时代风貌。一公元190至589年,即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我国虽然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之中,可是建安至太康时期仍出现了一个继乐府之后的文人诗歌高潮,诗人相望而出,打破了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东汉之末的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三曹七子与蔡琰等作家都饱经     

论杜甫诗歌中的反常表现

杜甫诗歌较多地运用了反常表现手法,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增强了诗歌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和更为广大的时代意义。这与反常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诗人人生态度及其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诗人的自觉追求是分不开的。     

“走向未来”:1980年代诗人的文化姿态——以骆一禾为个案

1980年代诗人在创作中呈现出的较为明显的文化姿态之一是"走向未来",这种文化姿态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不无关联。就代表性诗人骆一禾而言,其诗歌写作立足于1980年代的文化现状,对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批判。在骆一禾看来,农耕文明的"河流"必然要汇入更为开阔的"大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对于1980年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负面现象,骆一禾在诗中也有清醒的认识与反思。骆一禾还认为,他们这一代诗人注定要充当诗歌"修远"之路上的"先锋",为新一代诗人起领航与奠基作用,体现出1980年代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人品与诗品—虞世南、许敬宗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本文在贞观诗人中选了虞世南、许敬宗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被冠以“当代名臣，人伦准的”的虞世南与被称为“单纯的机会主义者”、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的许敬宗在人品上不啻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重要的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     

战争奇观的诗化显现——论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

战争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美,战争本体美经过作家这一中介环节而转化为文学美,这是战争促生出的独特的文学气象。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建安文学中的战争美,包括打上战争印记的自然奇观和社会奇观。雄奇的山川因军旅的涉入,也成为战争美的范畴。曹操的山水诗,艺术地表现了打上战争烙印的自然景观。战争满目疮痍一旦被诗人写入作品,它就成了审美的对象,建安文学中的惨烈之美烧灼着人们的灵魂。     

论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

汉末社会的大动乱,冲击了两汉以来凝固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改变了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文学就此进入建安时期。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此时,“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都得到发展。特别是建安文学,文风清峻,慷慨悲凉,深沉强劲,气盛词丰,是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人生感慨的灿烂历史篇章。     

由“悲凉”看建安风骨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

历来研究建安文学者,多从时间性的时代和社会因素出发,本文则从空间性的地域因素出发,从“悲凉”入手,分别从地理物候、精神心态、忧患意识等三方面分析建安文学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悲凉”首先具有地域色彩,“速老”是一种精神心态上的悲凉,而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上深层的悲凉,三者相互交织。北方地域色彩是其底色。它像是只容纳刚健之美的容器,把速老心态和忧患意识都包容其内,使建安文学具有鲜明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     

鸿都门学、曹氏家风与汉魏文艺的繁荣

汉末、建安时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衰落而出现的鸿都门学和曹氏家风,对当时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经汉灵帝和曹氏父子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改变了汉儒重经术、轻文艺的价值观念,促进了汉魏文艺的繁荣.同时,文学与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又渐趋融通,其时文人多才多艺.汉魏文艺的繁荣,开启了六朝文、艺并重的风气.     

刘桢诗歌的艺术特征——兼论刘桢王粲的历史地位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就由来已久的“刘王之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曹植地位辨析——兼谈作家地位与作品成就的二元性

曹植作为“建安之杰”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他的诗歌成就却并不很高 ,因而自明清二代以后 ,评论家们对他的地位曾提出过怀疑。在通常情况下 ,作家的地位取决于作品的成就 ,但在文学发展的某些关键时期 ,尤其是转型时期 ,开创者们面临着新的课题 ,有时便会出现作家地位与作品成就不统一的现象。曹植便是一例。     

魏晋南北朝的三种人和三种诗

本文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出发 ,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三种人 (建功立业者、消极避世者、愤世疾俗者 )和三种诗 (建安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 )的形成、特点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关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 ,上一个世纪曾出现多种说法。本文不同意“形成于西汉中期”说 ,认为“形成于魏晋”和“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说时限太宽泛 ,也晚了一些 ,应该是肇始于东汉中后期 ,形成于汉末、魏初 ,即建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