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重性轻命”的无神论倾向

因服食外丹所造成的神仙信仰危机,促使隋唐重玄派与宋金内丹学将道教修证由假借外物转向了修持心性。在此背景下,王重阳承继内丹学义理,一方面以识心见性为求真悟道之不二法门,高度拔擢心性修持在求道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另一方面,他藉由“身假性真”的观念彻底消解了道教对形体不灭、飞升成仙的执著,力主以见性觉真于尘世成仙。王重阳革新道教修证工夫与消解飞升成仙信仰均基于对“重性轻命”理念的贯彻,且表征出了无神论的倾向。     

“西晋说”：从“洛阳纸贵”再探“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对方汉奇先生“中国古代报纸出现时间”议程设置的再思考

“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出现时间，可以溯至西晋的“洛阳纸贵”时期（亦即提出“西晋说”）。“洛阳纸贵”时期为公元296qOO年间。提出“西晋说”的意义在于参与学术争鸣并创新考证方法。     

论郭象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论郭象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王燕郭象（公元２５２—３１２年）字子玄，魏晋时期著名哲学家。他在政治上可谓“春风得意”，曾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重用，成为气焰侵逼内外的当权人物。郭象能言善辩，才华横溢，听其言论“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①。郭象平素尤好老庄之学...     

论道教维护传统社会核心价值“孝”的策略

"孝"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之一,而道教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孝道内陷危机,外受佛教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势下,道教把孝道义务建立在"长寿成仙"深层需要之上的"形上立道策略",以"长寿成仙"信仰改造和提升儒家孝道观念,吸收佛教文化因素的"一核多元策略",以及运用鬼神力量神化孝道、完善因果报应机制、强化道德监督力量的"神道设教策略",极大地扩展了孝道践行的社会基础,提升了孝道观念的合理性,强化了孝道教化的效果。这些维护策略,对于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千石之官”和“猗顿之财”──王充论扬雄、桓谭

“千石之官”和“猗顿之财”──王充论扬雄、桓谭周桂钿扬雄（公元前５３～公元１８年），四ＪＩ旧Ｂ县人，少年崇拜司马相如，学写赋。四十二岁人京，由蜀人杨庄推荐，得到汉成帝赏识。“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洪文》）扬雄跟随汉成帝...     

从新发现的契约文书看清代至民国初年敦煌的水权交易——民间文书与明清以来甘肃社会经济研究之八

在对敦煌市博物馆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敦煌地契，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殷潘氏遗言分关字样，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殷全杰当田地文契，高守库出退田地永远杜绝文契等6份契约文书整理的基础上，对清代至民国初年敦煌水权交易及其特点等做了探讨。这些新发现的敦煌契约文书，对进一步拓展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与神道思想的初次交锋

在日本史上 ,基督教与日本神道之间经历了两次碰撞 ,一次是在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江户时代初期 ,另一次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众所周知 ,到了近代 ,面对“黑船来航”,日本一改效法中国 ,转而师从欧美 ,明治维新如火如荼地展开 ,日本逐渐步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基督教的初传无疑是起了加速日本近代化历程的作用 ,作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与日本的本民族文化 ,这两种迥然各异的文化之间的碰撞 ,最初的交锋 ,尤其是对于神道来说 ,值得注意。基督教初传日本　　首先 ,必须对基督教一词作出解释。现在我们所称之“基督教”一词从广义上来…     

大克鼎捐赠记

大克鼎者，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因系名克者祭祀祖父而制之家庙宝物，实乃西周中晚期之重器珍品。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光绪年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海内青铜器三宝”。     

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

基督教曾于唐初传入中国。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是聂思脱里派(Nestoriansm)，中国称为景教，又称波斯教。聂思脱里派创始人聂思脱里(Nestorian，约380—451年)生于叙利亚的日尔曼尼亚(Germanicie)，公元428年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主张“二性二位说”，……     

论基督教的本土化

古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与希腊罗马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是基督教本土化的第一个范例。本文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结合这一实例，阐述作者在基督教本土化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作者指出：基督教与本土（民族或区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基督教对其文化环境的单向适应，而应视为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只要承认基督教本身也具有文化创造力，那么，学者们对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乃至与整个西方文化的关系的理解都将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基督教日本布教引发的思想冲突

基督教传布日本 ,必然与日本的既成宗教相遭遇。从文明历史的角度而言 ,这种遭遇按其性质可分三层意义 :其一 ,不同类型的宗教之间的接触 :基督教对佛教、儒教和神道教 ;其二 ,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接触 :基督教布教过程中所携带的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对东方古老的哲学文化 ;其三 ,不同类型的民族种群之间的接触 :借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表达其世界制霸观念的、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欧洲人 ,对借神道·儒·佛三教一体而表达其民族意志的日本人。然而 ,就斗争的形式而言 ,却又是简单直率地通过宗教思想的冲突展开的。一、神道教与切支丹　　“…     

“欲抑先扬”——“欧洲复兴计划”与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嬗变

“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称“马歇尔计划”）是冷战初期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达到恢复西欧各国经济、确立日后美国在欧洲事务中主导话语权的目的。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决意实施先行扶植欧洲,再遏制苏联的外交大战略,即采用“欧洲优先”的外交思路完善冷战初期大国竞争之战略储备。美国政府颁布《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即“欧洲复兴计划”正式实施75周年（1948—2023）之际,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深入探讨,可以准确地勾勒出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者们的思维轨迹,更好地理解美国冷战政策形成之深层原因,以及美国当代“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政策取向。     

魏晋风度背后士人矛盾的生死观念——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为切入点

对于不同时代的生死观念而言，最直接的表达莫如文字，但图像资料或可使人们对当时的生死观念有更多一层的理解。南京西善桥宫山墓中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主题的壁画（简称“七贤壁画”），是同时期墓葬中该主题壁画保存得最为完好的一幅，人物刻画各具特色，为了解魏晋风度背后士人矛盾的生死观念提供了形象的素材。以嵇康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其生死观形形色色，实质皆是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探寻。     

现代柏拉图解读路向管窥

西方柏拉图研究源远流长.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5世纪),柏拉图新经学绵延五百年不辍;帝国崩溃后,蛮族入侵,古代典籍湮灭,文不在兹,以致此后一千多年里(公元5-15世纪),西方人只能借助半部<蒂迈欧>和阿拉伯学者的拉丁译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的引文认识柏拉图(在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柏拉图作品抄件仍在流传).直到1397年,柏拉图才转道中古阿拉伯世界(公元7-14世纪)返回西方世界.大致说来,重返西方世界的柏拉图在现代西方掀起了三次浪潮: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5 世纪初-17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和二战以后(20世纪中叶以来),只在启蒙运动时期(17世纪中-18世纪末)有所中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外交政策背景试析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外交政策背景试析何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外交政策同俾斯麦时期相比有着许多明显的差异，就外交政策的目标而言，俾斯麦所追求的是维持欧洲现存国际关系格局，保证德国在这种“均势”状态中的优势地位不受威胁，而威廉二世时期的外交政策则以世界为...     

吴越国文化与日本

吴越国文化与日本杭州大学哲社系屠承先吴越国（９０７～９７８年）建都杭州，据有今浙江全省和江苏部分地区，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五代十国中存在时间最长，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探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文化与日本的关系，对于揭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     

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与爱国统一战线

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对宗教的工作,是研究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史的重要内容,且对新时期党做好对宗教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的党。在宗教问题上,党面临的情况是,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的宗教有佛教、(包括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我国,佛教已有 2000年左右的历史,道教有17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有1300多年的历史,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我国主要是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我国人民中,有一部分人是信仰宗教的,刚解放时,信仰伊斯兰教…     

第三罗马与天朝大国：俄罗斯与中国宗教与哲学传统

自景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宗教的接触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在17世纪，耶稣会会士把他们对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阐释带回欧洲，对启蒙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天主教教会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人的限度的讨论（著名的“礼仪”与“术语”之争）中，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