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本《劝学篇》透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和日本的西学观

在近代中国和日本茫茫书海中,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是两部对各自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这两部同名著作是西学东渐中日的时代产物,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它们展现了中日传统文化在西学冲激下演变的两种模式,在西学取舍观、东西比较观、传统文化价值观、国家独立途径等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泾渭分明的思想分野,从而揭示了两种西学观的尖锐对立,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西学观上的时代落差和认识落差。在考察研究中日近代化一成一败的历史结局的成因时,西学观的差异应当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视角。中国近代化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氛围里,留下了缓慢地向近代文化蜕变的轨迹,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

青年毛泽东是在旧学与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其早年思想行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为:在传统民族心理中的影响下,毛泽东形成了与当时动荡时局紧密相关的忧患意识;受传统“心学”的影响,毛泽东尤其强调伦理意志;在湘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熏陶下,毛泽东非常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革命”中的贡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家们以从西方输入的“西学”为武器,对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这一斗争遍及于思想、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道德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等口号先后被提了出来,在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这一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大变…     

现代化思想的历史嬗变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二百年前的中国，维护传统的惯性排斥了现代化。鸦片战争之后，借炮舰输入的西学不断冲击传统的中学。中学与西学的较量，演绎出“中体中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一系列现代化思想。深入地研究这些思想的逻辑演变，不仅可以为现代化研究提供启示，而且可以理性地理解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 一、现代化思想的历史嬗变 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囿于一家一户的自然生产形式，致使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传授局限于家庭中的子承父业。这种传子不传女的狭隘技术传播方式一方面助长了长幼之序、男尊女…     

《新青年》影响与傅斯年五四时期的作为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刊物,它倡导科学和民主、自由和独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其影响下,傅斯年“背叛”旧学派走进新阵营,由旧学营垒的得意门生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其文学主张、人生观念及编辑《新潮》践行的“兽性主义”,均与《新青年》强力的启迪影响密切相关.《新青年》的影响,无论对傅斯年个人还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无论对促进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转型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型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章太炎与近代国粹主义文化思潮

“国粹主义”是２０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提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学习西方，会通中西，却反对“醉心欧化”和“欧化主义”；批判封建旧学，却又要求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粹；重视史学，强调以历史激励国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是国粹派学术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而章太炎作为国粹派的的领袖和楷模，对国粹主义思想的阐发，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研究述评

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有一批精辟论述,其视域主要集中于近代著名人物慈善思想、西学与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关系、近代慈善动因、"以教代养"思想、近代慈善组织思想五个方面。纵观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研究,在以下三方面还应有进一步的开展,其一,近代慈善思想与传统的和西方的慈善思想应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其二,"以教代养"问题的研究要逐步深入;其三,对社会大众这一层面慈善思想的探讨要得到重视。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怎样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传播“西学”。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西学东渐”史。离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影响、破产,离开“西学”(“新学”)与“中学”(“旧学”)的斗争,就说不清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几十年来,国内有关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哲学史的论著,无不要谈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般事实,阐述这一总结论。但是,总的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只是对这个总题目中的一个方面谈些个人的浅见,目的是想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在近代…     

一部开拓性的文化史——评《中国近百年文化史纲》

中国近百年文化史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史上,“古今之辨”、“中西之辨”此起彼伏,“新学旧学”、“中学西学”碰撞融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景观。中国文化在曲折中发展,在黑暗中酝酿着黎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构筑和建造起来的。不能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一切,便不能科学地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近几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的思想评析与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偏重于实践,主要包括：北守南融、以藩为屏、以夷制夷、合纵连横、屯垦戍边、富国强兵等。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服事观”确立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层次的治理模式,其对维系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中心”的地缘观逐渐演变成一种狭隘的世界认知模式;重陆轻海的地缘观导致海权观念淡薄、海洋权益丧失。当代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应在继承古代传统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再造和升华。     

余英时的儒家人文主义历史观及其理论价值与困境

余英时主张人文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反对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通则,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性或普遍性;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关联性,认为民族文化的价值传统是很难变化的,反对将现代与传统相对立,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当承继儒家传统来实现;主张历史发展多元论,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一元论和决定论;认为文化(思想)、政治、经济是社会历史的三大领域,分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历史发展中各自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思想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认同中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余英时的儒家人文主义历史观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存在其理论困境.     

“西学中源”与近代文化

<正>“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是近代中国史上一种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所谓“西学中源”,即西学出于中学,中学是西学的本源,西学是中学的派生;中学孕育了西学,西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中学为根基的。它在近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有:“西学源出中国”说,“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说,“西人窃我之余绪”说,“西学难出中学之窠臼”说,“西法得之中法”说。     

毛泽东──传统的继承者──《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

毛泽东──传统的继承者──《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读后石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其中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管华。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正是毛泽东把传统的思想文化运用于现实社会，并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博大精通、继承和发扬，是对传统文化一...     

李鸿藻对西学的认识及其转变

李鸿藻是晚清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他是单纯的保守派,有人认为他曾与顽固派为伍。早期的李鸿藻由于受传统思想禁锢,对洋务派的很多活动进行过阻挠;甲午战败之后,晚年的李鸿藻切身体会到了敌强我弱的局势,开始改变西学观,主张采用“中体西用”的模式学习西方,实行军事改革,开始与维新人士有所接触,并用新人新法教育子女。他一生对西学有一由早期抵拒到晚年有所接纳的过程。     

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

通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状况的分析,说明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揭示中国近代政治力量的更替和兴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适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的政治和政治行为准则.     

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

梁启超的"新史学",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只有在这一视角下观察,才能发现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他不仅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技巧援引西学重建历史编纂理论,而且以此为标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重估和整合,又以超前的学术意识规划学科范围和方向,同时在通史、专史领域进行广泛实践,取得卓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居于承上启下地位,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而且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至深至远。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刍议

<正> 民族性、历史性、延续性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就要研究、分析中国文化思想的民族性、历史性和延续性。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识已经从表层文化思想进入深层文化思想。所谓表层文化思想是指形成文字并系统化的思想意识;换言之,是指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所谓深层文化思想是指一代代人积淀下来的、未系统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换言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以解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中心

本文通过详细剖析写作时极端拥抱、倚赖西方思想资源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实际丰富性 ,和如何阅读才能获得这种丰富性 ,试图指明那些深深卷进时代困境的思想者 ,哪怕看起来或其自认是西方资源在支撑其写作和思考 ,其思考和写作的底里都蕴藏着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刻骨的体察。所以判断他们的写作对当下的意义 ,不能简单用他们是否深入、准确地把握了他们所使用的资源为判断准绳 ,而必须切入到他们对中国问题的锐敏性把握层次。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看清这其中是否蕴涵着为理解、把握当代中国不可或缺 ,却为他们所使用的西方资源不可能提供的现实认知意义。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前贤留下来的遗产 ,我们才可能在源自西学的思潮中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活的思想传统     

在民本与民主之间:试论王韬的民本主义思想

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民本主义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韬在早期饱读经书,而后期则深受西学的熏陶。由于长期游历泰西,王韬在阐释民本主义时,常以西方的民主思想做为参照物,这使得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既能够透露出传统民本主义的影子,又可以折射出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     

近代西学传入中国的一座桥梁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之间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古代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曾使日本钦羡不已,处处仿效。正如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言:“千多年来,日本在思想、文学、制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深受中国影响。日本人因而对中国敬仰有加,直到德川时代(1600—1867)末年,崇尚中华文物的风尚依然热烈。”①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学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已先后不同程度地传入了中国和日本,从利玛窦1581年来华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与日本相比,在接受西学方面走在前列,中国人和汉译西学著作对日本人了解西学曾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十九世纪中期,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抵抗强悍的西方侵略者,就必须学习先进的西方,学习西方已成为两国的当务之急。这时魏源的《海国图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