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齐梁崇佛文人游写佛寺之诗歌

本文认为，齐梁文人的崇佛诗歌创作中的游写佛寺诗歌最具文学性与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客体之景之物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使诗作别具情趣。并且，齐梁崇佛文人把对佛寺客体之景之物的描绘与咏叹同宣扬佛教义理有机结合于一体，使人们在对整体景物欣赏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佛教义理的陶冶。     

诗画相逢两相应--论宋代题山水画诗与山水画的和谐

宋代诗人在题咏山水画时,善于根据所题咏画作的不同品类使用不同的笔墨,使题诗与原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保持和谐一致.具体说来,如果题咏的是巨幅或长卷的全景山水,诗人多用长篇歌行的形式,写得气势纵横、淋漓酣畅;若是小景画,则多用小诗体裁,写得淡雅高绝.如果题咏的是着色山水,则诗笔艳丽;若是水墨画,则诗笔清淡.这种题诗与原画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和谐一致,使诗与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宋人成熟精深的艺术眼光.     

唐代长安佛寺诗美学风格发展蠡测

唐代长安佛寺诗关学风格呈现出恢宏雄壮、清俊秀丽、奇幻诡谲三种表现形式。恢宏雄壮在从初唐至盛唐的发展中不断完善,盛唐时期更为雄浑自然。清俊秀丽在盛唐王维笔下最富韵味,中晚唐诗人无人企及,中晚唐诗人在精细与滞涩中发展表现着这一关学风格。中唐诗人韩愈创作的佛寺诗则迥异于其他两种关学风格,呈现出独特的具有个性色彩的奇幻诡谲之美,这种风格在晚唐李洞手中得到发展,表现为雄奇开阔的特点。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热瓦克佛寺遗址

佛教在于阗大行其道之时，也是于阗建筑史上最兴盛的时期。大大小小的佛寺庙宇、泥塑壁画遍布于阗各城郭，热瓦克佛寺就是那一时期寺庙建筑的代表，位于和田以东的大沙漠中。热瓦克，翻译成汉语意思是“楼阁”、“凉台”。它是一组佛塔为中心的佛寺筑群，     

论宋诗中的庐山景观描写

宋诗中描写庐山景观有两种描写方法:或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地理方位与形势,再逐渐细化到某一处或几处;或在纪游过程中描写景观高远、深远与平远之美。描写山峰与瀑泉往往运用夸张、比喻、拟人、联想等手法,题咏寺庙诗有一点扩散法与铺垫中点出法。庐山景物诗中生发议论,表现了宋诗好发议论的特征。     

南朝首都佛寺建造特点论析--从《建康实录》的记载谈起

佛寺作为对佛教信仰、崇拜与倡导最具代表性的外在的物化形态,是了解佛教状况的重要参照物.从<建康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南朝时期,首都建康在佛寺建造方面呈现出建造时闻相对集中与建造人员相对集中两个特点.前者是在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崇信与倡导下形成的,它凸现出当时佛教强烈的政治权力依附性.后者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财富相对集中、统治阶级中各类人物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而佞佛崇佛以及上层社会盼永享富贵等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状况.     

佛寺寄灵现象初探

佛教传入中土后,人们逐渐兴起一种佛寺寄灵现象。人们因各种原因会将亡者的棺柩寄放在佛寺中,以待来日安葬。不同的佛寺对于寄灵的棺柩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寄灵棺柩的最终处置方式也迥然不同。寄灵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和社会的发展都有密切关联。     

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

本文描述了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新发现的佛寺壁画,对壁画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这批壁画的时代上限在7世纪晚期,佛寺为唐代遗存。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遗址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比前人的发掘资料,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用途,结合文献记载,把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两处地面寺院遗址的佛寺建筑分为佛堂、塔院、僧房、禅室、讲堂五类。夏合吐尔寺院的布局特征是以一大庭院为中心,四周环绕这五类建筑的“庭院式”布局,这种布局受到中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布局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其中,禅室独立于僧房院外是一个主要特点。乌什吐尔寺院的布局可能是“塔—佛堂—讲堂”的轴线式布局。通过对比建筑类型和分析造像风格,本文认为夏合吐尔寺院和乌什吐尔寺院创建于5世纪,持续使用至9世纪,8世纪时被改造为唐代关阙。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佛都金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京的地位举足轻重。东汉末年佛教初传,金陵建初寺成为江南首寺。南朝时,佛教成为国教,建康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包括三论、天台、华严等,无不和南京有关。明朝建造的金陵大报恩寺塔,被西方人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先后十次供奉佛舍利的悠久历史,使得南京成为中国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南京总是以复苏与振兴佛教文化的形象出现,更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可以说,南京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佛教之都。     

六朝佛经翻译的文饰倾向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六朝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趋势是由重质实的直译转向重文饰雅正的意译 ,此种转向促成了六朝人崇尚华丽藻采的文学思潮的形成 ,并对四声的发明具有催生之功。佛经翻译的文饰倾向极大地影响了六朝文学的发展风貌     

读《洛阳伽蓝记》论佛教与世俗的交互影响

《洛阳伽蓝记》中的佛教与世俗有着特殊的相互嵌入关系：一方面佛教教义充实了世俗观念,另一方面佛教中的功德思想使得后世大兴寺庙求取无量功德。此外,在世俗建筑吸纳佛教建筑风格的同时,佛教建筑也融入世俗文化中的多种元素,丰富了佛教建筑的表象内容。     

试论古代藏区寺院的出版事业

文章主要论述了藏区寺院雕版印刷的出版特点和在寺院中结集完成的以藏文《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文化典籍,充分表明了藏区寺院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