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的卜筮与祭祷--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新论

<离骚>在写到诗人欲以卜筮来决断去留之矛盾时,明写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但之后却只云"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因此而产生一个问题:这里为何仅言灵氛而不及巫咸?进一步说,灵氛占断与巫咸夕降之关系到底应如何理解?通过对楚国占卜习俗的考察,并结合<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出土材料与<九歌><惜诵>等文献,可知灵氛的占卜为两次,而巫咸夕降则为占卜后的祭祷,故而在选择占卜结果时便只举灵氛.由此亦可就原诗之内容作重新解读.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望山楚简中的“习卜”

望山一号墓位于江陵县楚国故都纪南城西北七公里处,该墓曾出土著名的"越王勾践"青铜剑.除此以外,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关于为墓主人占卜及进行祭祀活动的记载.这批资料,至今尚未全部发表,我们仅从有关文章中见到一些引文,其中简四十八全文如下:□之,(无曰)佗,占之□吉.病以黄?习之,尚税.圣王、王既赛祷.乙末之日,赛祷王孙巢."无它",古代占卜术语,曾屡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如:"庚子卜,王贞:     

小议《合集》32036中的“示先羌入”及有关问题

《合集》32036是一版历组二类甲骨,上面的卜辞主要占卜的是战争胜利以后的献俘礼和郊迎仪节中的迎牲之礼,可以和《逸周书·世俘解》里面的一段记载大体对应,经过卜辞与文献的相互比较,我们知道卜辞中王迎羌的位置南门相当于宗门,献俘的先后顺序是示、俘、馘。     

西周金文所见周王祭礼仪节刍议

周王祭祀是西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之一.西周金文中有不少有关周王祭祀的记载,通过对铭文的爬梳,可以大略了解其祭礼的主要仪节有周王派遣使者召集诸侯臣属助祭、征收祭祀用品、卜日、用尸、设祝、告备、奏乐、宴饮、祭后赏赐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甲骨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

民间有"六戊日不占"的说法,说明占卜时间具有选择性。商代甲骨卜辞忠实地记录了殷商王室、贵族和宗室的占卜情况。这种占卜文化与《诗经》《尚书》《左传》《周礼》等记载的先秦占卜文化是一脉相传的。先秦传世文献有占卜时间选择的记载,卜辞亦有大量选择祭祀时间的卜辞,却未见选择占卜时间的卜辞,但在六个"癸日"占卜是一个普遍现象。商代的占卜时间的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规律性和倾向性的,这都得我们思考。论文充分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数据资源,全面调查卜辞前辞时间,从而判断殷商时期的占卜时间选择是否具有倾向性。我们认为,商代甲骨占卜对时间选择具有一定倾向性,民间占卜时间的选择倾向性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殷墟花东甲骨上的圆孔与先秦文献中的上古占卜记录

《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有关上古占卜的历史资料的来源,一直是无人问津也无法深入探讨的问题。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加工的小圆孔,是为便于甲骨的保存携带而特意加工出来的。这一现象为解决这些资料的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记录是古代占卜过程中,对占、验之辞整理记录保存而来的。     

利用楚简校读《左传》一则——“陈公穿封戌”辨疑

《左传》记载了楚大夫陈公穿封戌擒拿郑将皇颉,王子围与之争功的故事,但《史记》却记载陈公为公子弃疾。由于史料不足,学界对相关传世文献中"陈公"之记载差异等问题关注不足。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可与《左传》对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释证,为厘清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路,《左传》"陈公"乃"申公"之误,"申""陈"二字音近互通,左氏把申公事迹混淆到了陈公身上。     

甲骨卜辞“取”字及殷之“取祭”新探——兼与彭明瀚先生商榷

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取祭"这种祭法,其主要用于祭祀先公先王和祈雨的祭祀中。学者一般将其与传世文献中的"槱祭"联系起来,这一点是正确的。只是对于二者之关系以及"取祭"的具体祭法和特点并没有详细的研究与说明。其实此"取"字乃是积聚之义,"取祭"乃是积薪燃之以祭祀祖先来祈雨之义,这一点在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中皆有印证,而非祭祀战神之羽祭。     

殷周禘祭探真

殷周禘祭探真董莲池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祭是盛行于殷周时代的一种重要祭典。其重要性竟达到被儒家视为“治国之本”的程度，认为如能明乎其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①。但传世的先秦文献却没有记载殷周（指西周）实际举行的祭，这就给探索殷周祭带来困难。自汉...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     

论宋代的“杀人祭鬼”现象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充满原始遗风、危害他人生命的信仰仪式,＂杀人祭鬼＂便是极端状态的祭祀行为之典型。＂人祭＂渊源久远,在中古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有所关联。宋代是民间信仰相当活跃的时期,文献中有颇多关于＂杀人祭鬼＂的记载,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附论祊祭卜辞

卜辞中祊祭的祭祀规则除原有的５项外,还有３种：一是其致祭次序依先王日名在旬中的位次而定,而与先王世次和继位顺序无关;二是卜辞祊祭以祭祀武乙、文武丁为主;三是祊祭是亚祭前的预备性仪节。     

论商周时期的射燕之礼

殷商时期的射礼与燕礼已较为成熟,某些仪节可能是周代礼制的源头,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商人在射前或射后是否行燕礼,甲、金文中虽已见蛛丝马迹,但还很难据下断语。宗周时代,燕礼与射礼配合而行已是非常普遍的行礼方式。因主要目的是行射,所以射中之燕往往存在两个特点:一是仪式较正式燕礼简化;二是完整的燕礼被射分割为两部分,射前行正献之礼与射后的旅酬、无算爵、无算乐,以及为感谢助礼者而"息司正"之礼。传世礼典文献对射与燕礼的记载,已得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证实。     

略论折冲府的“承直马”——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承直马是唐代府兵之下的一种用马制度,传世文献记载"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疋",但一直没有出土资料提供证据。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前庭府的常备马匹恰好是八十匹,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因为西州属于边州,在承直马的使用上有许多特色,与文献记载多有不同。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补,这里又提供一个例证。     

京族哈节与乌拉拉维人海船节比较研究

哈节与海船节分别是中国京族、泰国乌拉拉维人的特色节俗。对这两个节俗的举行时间、神事人员、所祭神灵、占卜仪式和辟邪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刨根问底,两者异同的原因主要来自两者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对两者特色节俗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东盟的海洋民族,并主动参与推动中国—东盟海洋民族语言文化的整体研究。     

说"王臣"——兼论西周分封制的统治功能

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有"王臣"的记载.甲骨文中有一类"王臣"是商王的私兵;还有一类"王臣"主要协助商王进行占卜活动;"王臣"内部也有等级之别.但总体来看,商代的"王臣"主要为商王所有,平时在商都附近活动.西周早、中期的时候,"王臣"的状况大体与商代相类.然而,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王臣"变得前所未有的扩大,整个周王国里周王以外的人都应当属于"王臣"的范畴.西周时期"王臣"内涵的扩大与西周分封制的统治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