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民族文化涵化的类型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文化涵化的四种主要类型:全涵化和半涵化、顺涵化和逆涵化、群体涵化和个体涵化、接受、适应与拒绝等。我们认为,在城市化的冲击下,民族社区有形的边界会被逐渐打破,然而,由于社区各族居民独特民族文化自我维持的功能,在短期内还会发挥作用,所以在当前民族社区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将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努力维持社区各族居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湘西凤凰县民族文化变迁机制探析——以苗族为例

湘西凤凰县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民族文化特色日渐消退。文化变迁遵循一定的机制,凤凰县民族文化变迁机制主要包括文化传播、文化涵化和创新等。探讨民族文化变迁机制,有助于形成现代化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冲击的应对机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湘西民族文化为案例

全球化语境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重视文化的国际交流,努力让民族文化走出去。开放的湘西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其译介效果关系到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由于共通性,湘西民族文化是可译的。民族文化译介和传播价值在于文化传承与发展,它将开辟一条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路径。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这5个要素阐述了湘西民族文化译介模式的优化。希冀将湘西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求生存和发展。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宁地区藏族涵化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西宁地区藏族在与周边民族长期交往过程中,除保留藏族传统文化外,也深受汉族等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当地文化中异质文化特点尤为突出,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涵化。文章从民族学角度对西宁地区藏族涵化特点以及成因作了分析。     

热贡地区文化涵化的历史变迁

热贡地区地处中原汉族文化圈、西南藏族文化圈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的交叉地带,是历史上民族迁移、征服、融合的一个热点地区,其文化"涵化"过程漫长而复杂。该研究在多次田野考察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文化涵化研究中的"历史复原法",对热贡地区进行文化"考古",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由西羌、吐谷浑、吐蕃、蒙古、穆斯林、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多次涵化而形成的、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这对研究多元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民族伦理观念与民族关系——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二

社会伦理是处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行为准则,其间的宽容忍让、重情尚义、守望相助等优良的道德传统在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尤其具有代表性。湘西地区各民族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以来得以和谐发展,与他们的民族伦理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流程略论——湘西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研究之一

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是一种逐渐走向和谐的历史。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其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但其总体上依然充分显现出一种“走向和谐”的大趋势。因此,“走向和谐”可以视为湘西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突出特征。     

湘西凤凰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当前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落后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摆脱贫困增强软实力的有效战略。对位于湘鄂渝黔边区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的湘西来说,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也是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湖南湘西凤凰县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的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可以为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传统舞蹈形态的影响——以甘南州卓尼莎姆舞为例

甘南州卓尼县地处汉藏文化交界处,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使得卓尼地域文化具有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多样性风格,卓尼莎姆舞即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其舞蹈形态的队形场图、道具服饰、仪式过程以及动作、歌词与祭祀对象等,均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借助舞蹈身体语言学的理论范式对卓尼县藏巴哇地区的莎姆舞形态进行描述,考察构成莎姆舞语言的话语方式,并从语境与语义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文化生境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运用“涵化”理论讨论其中的文化涵化现象,探析多文化融合在莎姆舞形态中的呈现方式,以此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传统舞蹈形态形成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当前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经济落后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贫困和增强软实力的有效战略。民族文化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借助于创意活动,而创意活动的成功则需要旅游者需求、民族文化、创意人才和资金技术等相关要素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意体系。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具有强大的连带效应,是推进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商业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利用民族文化创意实现旅游商品、景点、文艺以及产业品牌等的增值。针对湘西民族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创意力度偏低、过度商业化风险等问题,本文提出集聚创意力量、塑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旅游创意产品等措施。     

改土归流后的湘西经济与民族关系

<正> 清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在湘西苗区和土家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给湘西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土地开辟,人口增殖等.其中最为有效的是鼓励汉民入峒垦荒.大批汉民进入湘西,打破了土司原来据地自封的闭塞状态.使湘西与湖广和其他邻近行省各州、县连成一片,促进了湘西的社会生产、城乡贸易和农副业的发展,使民族关系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回、藏民族文化传统与经济交往

伊斯兰教和佛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涵化力。以伊斯兰教和佛教为内核的回、藏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建立在宗教文化之上的道德观、价值观是回、藏民族交往的基础。同时,回、藏民族作为西北地区两大主体民族在其文化形态上又表现出许多共有的地域性特征。因此,要推动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回、藏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大量人口内迁湘西民族地区。内迁人员迁入和兴办机械半机械化企业,加速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同时,大量人口内迁产生的巨大消费量也使湘西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     

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对湘西控制的加强,湘西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课程设置出现明显的现代化趋势。同时,内迁学校特别是内迁教师传入新的教学方法,使湘西民族地区的教学方法明显改进。湘西民族地区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变化,适应并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     

发掘与重构：一种文化生态学的阐释——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湘西民族文化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受到冲击,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已成为湘西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应充分认识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发掘和重构中建设好湘西自治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采取多角度、立体性地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湘西的影响,促进湘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依托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建设湘西特色文化产业

湘西民族文化资源丰厚、独特。根据其资源特征和优势,文章提出了依托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建设湘西特色文化产业的构想,并就关于建设湘西特色文化产业的市场创新提供了建设性建议。     

提高民族文化内涵打造民族旅游工艺品品牌--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工艺品开发为例

民族工艺品是湘西旅游业的一块软肋,要发展湘西旅游工艺品,必须突出民族文化特色,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对打造旅游工艺品品牌的意义,挖掘民族文化是打造湘西旅游工艺品品牌的关键.     

跨“民族”视野下的地域社会与文化——由“款”组织所见的地域与民族社会的关系

中国西南地区是中国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一些多民族杂居分布的地域社会中,文化现象并非以＂民族＂为单位而呈现出某种地域整体性特征。本文通过对黔东南苗、侗等族社会中流行的＂款＂这一传统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地域共性特征的分析,进而比较了苗族三大方言中黔东方言的＂黑苗＂与湘西方言的＂红苗＂在清代苗民起义中组织形式的不同,揭示了地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跨＂民族＂的文化＂共性＂现象。并对长期以来的惯于从＂民族文化＂视野对＂地域文化＂进行人为＂分割＂的倾向提出了若干反思。     

当代湘西民族文化互动探讨

湘西土家族、苗族、汉族交错杂居,生计类型日渐趋同,民族通婚范围的扩大,现代交通、通讯、传媒的发展,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是民族文化互动的条件.民族文化互动主要表现为民族节日的交汇、墟场中的文化流通、语言文字在交流中传播、民间宗教信仰的交互.在民族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共性与多元并存,形成各民族共享的湘西地域文化;文化互动的模式具有民间自发和国家主导相结合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