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冯契的逻辑范畴学说及其方法论意义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契对逻辑范畴作了开拓性的探索：阐明了逻辑范畴的辩证本性和特点;考察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探讨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方法论意义。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美国冷战后的多边安全合作政策——基于“主观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传统博弈论认为成本与收益之比对理性国家政策偏好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间安全合作领域的政策变化却违背了成本与收益之比,无法用传统博弈论进行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所发展的“主观博弈论”考虑了观念的因素,认为国家政策偏好的变化过程伴随着观念的变化,有力地解释了美国冷战后多边安全合作政策变化的原因。此外主观博弈论认为只有当观念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的制度参与人形成共同认知,才可能形成制度变迁,由此可知当前美国安全合作领域采用的单边政策难以生效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如果缺乏共同认知,即使是通常得到积极评价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向更完善的制度方向发展。     

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保守主义,包括新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美国民众对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负面影响的不满和对改变这种颓废混乱现实的期待。美国早期保守主义理论上的薄弱和哲学思想的贫乏,使新一代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到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中去获取理论武器。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特点包括:推崇实力因素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和实力外交;强调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使命论;主张新帝国论。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包括:重视军事实力,实行先发制人战略;在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对“无赖”国家实行政权更迭;企图推动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向以防范和制约为主转变。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战略,是基于全球称霸的地缘政治需要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日本取代中国作为亚洲政策的中心,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的连续推动下,由一系列美国与东亚相关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多边条约体系构建而成。它的外延北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台湾和菲律宾,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它的内涵以“反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包括军事防御、政治安全和经济遏制三个方面。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世界新秩序概念的缘起

建立世界新秩序是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始终追寻但尚未实现的目标。冷战后,美国正式把建立世界新秩序确立为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局势发生的剧烈变化,尤其是90年代初海湾危机的出现,为美国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有利时机。作为一种具有新泛美主义色彩的原则,世界新秩序概念主要是在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美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制止地区性武装侵略、组织集体行动和建立大国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评冷战后墨西哥对外战略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墨西哥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突出强调经济至上,强调与发达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外交政策"经济化"和"北美化".墨西哥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现实一方面要求更新主权观念,以积极灵活的方式行使主权,但另一方面,必需牢记发展中国家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讲,主权的根本地位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并没有过时.     

“中国模式”的时代演绎及其“冷战”、“后冷战”国际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处于世界＂冷战＂、＂后冷战＂时代。中国审时度势,锐意改革进取,既为世界冷战的终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发展壮大国力,摒弃了旧有的＂中国模式＂理论话语。中国式改革使自己摆脱了苏东剧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也兴起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尽管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仍凸显世界融解的信息。其与中国威胁论的交错杂糅,又凸显了国际背景的复杂艰辛。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应注重与海外的学术博弈。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扶蒋反共到遏制、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转变。通过分析这种政策的转变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 ,把握美中关系发展的历程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后冷战时期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其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近年来,美国国会干预对华政策的倾向增强,影响明显上升。本文认为,一方面美国国会会竭力扩大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冷战后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冷战结束后 ,新的国际形势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机遇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明显的加强。但联合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这些问题与挑战对联合国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