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国新时期翻译批评模式研究:成果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译论的大量引介,理论化、研究方法科学化、模式化的观念不断涌现,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在语言学翻译批评模式方面,将翻译批评与语言学知识结合起来,分别从不同的语言学视角去研究翻译批评现象,使其更为科学客观;在文化翻译批评模式方面,打破了语言学范式在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结束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静止的研究局面,影响译文形成过程的外部因素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使得翻译批评研究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开阔;在文艺学翻译批评模式方面,将翻译批评建立在美学与文艺理论基础之上,强调翻译中的审美体验和艺术生成,翻译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鉴于翻译批评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未来的翻译批评模式研究既要在宏观上坚持人文方向,又不失微观分析的客观性。     

赛珍珠著译中的“杂合”现象探析

只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的接触,就会产生有意或无意的“杂合”现象。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都具有明显的“杂合”特征,其著译中的“杂合”,多数是其有意所为,目的是要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存在、彰显中国语言文化特色,因此,“杂合”理论对于赛珍珠的著作与译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赛珍珠著译的成功,对于我们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做好文学批评及文学翻译等工作,都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茅盾与现代文学翻译批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茅盾不仅在文学翻译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开拓现代文学翻译批评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独特的地位不容忽视。其一，茅盾促进了传统文学翻译批评向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转化，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的开拓者；其二，他借鉴丹纳的批评理论，提出了其特有的现代文学翻译批评理论。     

从美学的角度看文本翻译

通过对美学和翻泽批评的相关介绍,试图找出两者的联系,并且将美学贯穿在对不同英汉互泽文本的对比赏析中,由此更加深入了解将美学与翻译批评相联系的必要性,并希望能够拓宽和丰富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的视野。     

从关联理论看"狼"与"Wolf"的英译--《浮躁》英译本个案研究

基于关联翻译理论综合推理模式框架下的关联体现层次对应和关联度大小对应的最佳关联原则,从文化内涵、本义或短路会话隐含的翻译效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中文小说<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狼"与"wolf"、非"wolf"译文的翻译策略和交际效度,论证了关联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解释力.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互文性理论与中国古典法律英译的契合——以《唐律》为个案研究

互文性理论结构主义文本观认为,尽管文本的意义来源于互文关系,但文学批评能够追寻、描述并确定文本的意义.该文本观为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阐释视角.本研究通过审视结构主义文本观的建构性特征,来揭示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契合;最后,以<唐律>的翻译实例来印证互文性理论结构主义文本观对中国古典法律文本英译的指导意义.     

论当代翻译批评中的排他性——兼论走向交往实践的翻译批评

通过梳理翻译批评主体以及各种批评标准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表现出三种明显的排他性,即翻译批评主体中的排他性、翻译批评标准中的排他性和翻译批评模式中的排他性.针对这一现象,并结合当代哲学交往实践转向的趋势,提出要真正实现翻译批评的多元共存,未来翻译批评的趋势应是走向交往实践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主-客-主的关系,要同时遵循知识客观性、阐释的合理性和表达的真诚性三大有效性要求.     

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新批评＂译介,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即过度强调对其批评理论的译介,严重忽视了其批评实践的价值。这一倾向的后果是,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认识,又严重制约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改变＂新批评＂译介、研究和运用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使其真正＂中国化＂,任重道远。     

从隐喻的角度批判英语形象性谚语的意译

英语中的形象性谚语的语义具有隐喻特征，其隐喻义的产生是一个从形象化的字面意义到深层含义的隐喻映射过程，是翻译应予以再现的特征；而否定源语形象化字面意义的意译违背了文化传真的翻译原则，丢失了谚语的文化意象特征，无法重现原谚语的隐喻映射特征，不能让译文读者获得其中的审美体验。因此，意译在形象性谚语的翻译中是失败的，它在其它方面的效用也值得怀疑，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