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

1930年代,曹葆华引入新批评理论,强调诗学概念之精确界说,强调逻辑、科学、语言学、心理学与辩证法的研究,强调瑞恰慈的"细读";叶公超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古今错综的意识",提倡艾略特的传统论和宋诗的"夺胎换骨"论,主张知性的诗学方法与新批评方法统一,主张"细读",强调分析读者的反映,强调批评也是对这种经验的再现和检验,并运用新批评方法进行诗学批评.他们对新批评的引入做出了贡献,但尚不全面.     

T.S艾略特之"阿尔佛雷特的爱之歌"与新批评主义

Ｔ .Ｓ .Ｅｌｉｏｔ -ａ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ＡｍｅｒｉｅａｎＰｏ ｅｔ,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Ｔ .Ｓ .Ｅｌｉｏｔ (1 888— 1 965 ) ,ａ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ｐｏｅｔ,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ｔ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ｙｏｕｎｇ .Ｈ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ｈ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ｒｖｉｎ…     

瑞恰慈与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

在新批评派的诸位学者中,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批评学说由曹葆华等人介绍到中国后,迅速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文学批评的改造与独立——从艾·阿·瑞恰兹到诺斯罗普·弗莱

在英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十分重要。在这一阶段,批评不但摆脱了传统的印象式文学鉴赏形式,在文学内部被重新定义,而且逐渐被专业化和制度化,成为大学教育中的一门学科。这一过程中,瑞恰兹、克莱恩、兰色姆和弗莱几位批评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讨论这几位批评家是如何重新定义文学批评并使之适应大学教育,并最终使批评独立于其他学科的。     

论T·S·艾略特在中国新诗中激起的旧诗想象

T·S·艾略特的诗歌与文学批评观念对中国现代诗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梳理艾略特在现代汉语新诗界激起的旧诗回想，可以增进理解中国现代诗歌进程的复杂性。许多现代汉语诗人通过写作对旧诗传统进行了细入肌理的思考，新旧交错的痛苦过程，孕育了他们的旧诗辨识能力和新诗创造能力。“离弃”旧诗的新诗革命者对新旧诗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在当下汉语诗歌建设中显得更为有效。     

新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文本观差异之比较

以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为例，对两者的文本现进行比较，通过文本在这两个批评流派中所指涉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度所产生影响的不同，揭示出两者在理论宗旨、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而证明，文本观是其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折射，又是形成两者不同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深层原因，以文本观为中心展开批评流派之间的比较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新时期《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及文化学批评

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学批评是被广泛使用的两种研究方法。而文化学的批评方法其实是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一种外部广度的开拓。本文通过对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学批评的回顾,梳理了这些研究的代表性观点,旨在反思对于《金瓶梅》的社会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清末民初的文化语境与小说批评方式的转型

小说批评方式运载着文人的审美理想和社会诉求,小说文体地位的飙升,冲击着传统的小说批评方式格局.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家大多未能脱离传统文论的轨辙,传统文论的阐释方式仍为他们操作的有效工具,但专论等批评方式的出现,也在撕裂传统的禁锢时闪烁着耀人的光芒.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绘制了文化语境转型下新旧杂陈的批评方式风貌.清末民初小说批评的群体参与,展示了近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趋向.     

试论新时期后12年的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

12年维吾尔文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较全面地研究了有关诗歌美学方面的理论问题;重点分析和研究了有关文学创作及艺术欣赏心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初步展开;提倡更新对"现实主义"、"现实"等概念的认识,对"审美价值"概念的含义进行了探索;进一步开展了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