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正义"--中西人文价值趣求之一辨

本文对西方的justice("正义")范畴与中国的"正"、"义"观念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趣求作了历史地考辨与比勘,并就此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国民"健商"发展研究

国民健康素质的发展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任务之一,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在加快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健商"水平是国民健康素质的直接表现,国民"健商"水平的提升既是社会稳定的和谐因素,又有助于提高社会人力资本,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体育运动是促进国民"健商"提高的主要途径,据此提出了和谐社会背景下国民"健商"促进的相应建议.     

法学的"中国化"与法学自主性意识之建构

在给2005级山东大学法理学博士生授课时,我们讨论了一个命题:如何认识"中国法学"?有没有中国法学?如果说有中国法学的话,它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坚持属地主义,中国大地上确实存在着产量丰富的法学作品。我们的各种法学杂志、综合性杂志上发表了可能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被冠以法学招牌的文章,尽管这里面充满了重复的内容。各种出版社近20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法学著作与教材,可以说中国的法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学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如果我们认真研读这些法学文章与著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视为中国法学的"产品"使用的多是源自西方的法学术语,叙述的是西方的法学故事,讲解的是西方的法学原理和精神。这无疑使中国境内的法学内容更加丰富。但我们也发现,西方传来的法学被当成了中国法学的主流,而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法学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起码从形式上看,出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确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所以全方位引进学习西方法学似乎不会产生太多的立论方面的困惑。但如今,有的西方学人也看到了所谓西方的没落,因而出现了各种批判与反思的理论,这使得我们感到茫然,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使得我们的思想呈显更多的矛盾。于是,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的各个学科(包括法学在内)似乎都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带着对法学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思索,我们与《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组织了"法学的中国化"问题笔谈,以期呼应"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以及目前兴起的国学热潮,欢迎各位学人参与讨论。     

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个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中国的社区理论充分体现着西方学界的影响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社区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但也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为研究理论的机械性、调查内容的肤浅性、研究目的的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单调性.因此,提升中国社区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使命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论"人本管理"理论的发展态势和当代意蕴

近年来人本管理受到广泛重视.其理论研究存在着崇尚西方的制度管理和强调中国的人文管理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反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着不同的管理效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基于中西文化交融基础上的当代中国"人本管理"一方面将带有同构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将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自利人"的描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但这并没有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自利人"假设和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可以、也曾经结合过.较之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在理论内涵上是有缺陷的;承认人都具有求利的本性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其他现代意识和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略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已不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了,但它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因而有必要进行重建,而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正代表了这种重建.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主要是讨论"劳动"和"交往行为"的,并且他把"劳动"与"交往行为"的矛盾,视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合理化了,而交往行为却有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来一个颠倒,即使劳动不合理化,交往行为合理化,只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显然,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的问题出在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社会学再研究

当前,"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成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这中间究竟能不能提"中国模式"就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的观点是其一"中国模式"可以提而且必须提,其二"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学立足现实的有效切入点,其三实地调查地方层次和社区层次是将前沿意识与草根精神结合的关键.那末,研究"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究竟对中国社会学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在文中着重加以说明的.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发展之中,只有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

一 哲学是最要求概念的清晰性、确定性的,但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又是最不确定的.两千多年来,"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一直纠缠着哲学家.每个哲学家或哲学学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这同一个问题,但答案却各异其趣.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抑或两千年来哲学家的智慧欠缺,不足以诠释?我想问题在于哲学所应指的领域的不确定性以及哲学家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想确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力不从心,而且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主张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从"中华性"到"现代性"——驳"中华性"之论

"中华性"之论从后现代的立场揭橥现代性的终结,进而以寻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中华性"为指归,表现出一定的追求民族文化个性的合理性.但其指认现代性为西方话语霸权而否定其使用的正当性,进而割裂现代性与其所言的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关系,这就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矛盾和困境.析分其矛盾和困境,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性,而且有益于文明间的对话与共融.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验能否概括为一种"中国模式",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和前沿课题,以往研究总的来看没有充分从政治领导的动因上进行深入分析.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我国现代化经验概括地说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了国家对干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一自由主义模式."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体系,渐进主义改革策略,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以及务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等等.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国际歌》的中文翻译

《国际歌》 ,原题《国际工人联盟》 ,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 1871年 6月创作 ,1887年收入其诗集《革命歌集》印行。 1888年 6月 ,法国工人业余音乐家狄盖特根据此诗谱成《国际歌》 ,同年 7月 2 3日由作曲家领导的合唱团“工人的里拉”在里尔的售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 ,后逐渐流传至世界各地 ,2 0世纪 2 0年代初传入中国。192 0年有两种《国际歌》的中文翻译。第一种译文从 192 0年 10月 10日至 12月 5日分 4次连载于广州《劳动者》周刊第 2 - 6号 (192 0年 10月 17日出刊的第 3号未续载 ) ,标题为《劳动歌》 ,译者署名列悲。据同代人黎昌仁回忆…     

论中国企业的绿色营销

企业绿色营销指的是生产单位通过加强环保、设计和生产无污染、无公害产品,从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低消耗、高产出经济效益的一种经营方式,它是制约企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经济增长之生产方式,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可取经营手段.本文从企业绿色营销的意义、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和措施的制定、同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及如何实施绿色营销策略等方面阐述了对中国企业绿色营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