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的翻译再现

单一语言的思想内容与风格形式关系十分复杂,双语转换的翻译的内容和形式再现就尤为复杂。译界普遍提倡、争取却又难以实现的上乘之译,当然是从思想内容到风格形式的全面严格对等。而在翻译实践中最为多见的实际翻译效果．则是思想内容忠实而风格形式有异,它们仍算是不错的译作。还有第三种情况有时难以避免,但还是应当尽量克服,那就是形式风格相近而内容意义相差。     

英汉长句之异同与翻译刍议

所谓翻译,即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目的语(the target language)或是接受语,而其意义保持或大致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活动.语言之间的共性是可译性的基础,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则是翻译的主要障碍.翻译要克服的实际上就是语言之间的这种差异性.     

翻译中归化法的可行性和限定性

异化法和归化法一直以来是翻译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综合分析语言形式的特点、交际原则和多元文化的融合,阐述翻译中归化法的可行性和归化法的限定性,为译者的定位提供参考。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再论奈达的等效理论——以邓恩《歌》汉译本为例

等效理论是当代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在等效理论的关照下,从诗歌形式、音韵、语言和修辞等方面对邓恩诗歌《歌》的三个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有力地论证了等效理论于诗歌翻译的适用性。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语言研究的依据和最终目的——洪堡特语言思想探究

欧洲思想史上的语言观,在客观性和普遍性的侧旁,延伸出主体性和人文性的一脉,涓涓细流,终在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那里激宕成大潮。洪堡特为主体性语言观注入的新生命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形式,是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的观念体系。语言研究的根据和最终目的,是不同文化的世界观的差异。离开了语言的精神内涵,无法认识语言形式。这是洪堡特语言思想对汉语汉字研究的深刻启示。     

“信达雅”标准下《谈读书》两种译本的解读

文章在“信达雅”翻译标准视角下,对培根散文《谈读书》的两种译本进行比较与鉴赏。分析译者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体现老一辈翻译家精湛的翻译技艺和严谨的翻译态度,从而进一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媒体中英语码转换的“翻译”

媒体中广泛使用的不译的中英语码转换形式,要求受话者一要克服语言障碍;二要越过字面意义,挖掘出其语言符号的深层内涵.在无法越过语言障碍时,作者认为增加解释词使内在的"翻译"和外在的语境相结合,广义地推导出语码转换言外的特殊意义.让语境来翻译其含义,有利于避免含意推导过程中造成的语义模糊,保持交际的流畅.     

互文视域下文化意象符号的解构与重构--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例

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符号的处理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在尤金·奈达对翻译过程描述的启发下,以哈提姆的互文性翻译理论为基础,文化意象符号的翻译可分为两个步骤,即解构（识别,解释）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首先保留其符号地位,其次保留其意向性,再次保留其表面意义,最后保留其语言形式;以上都无法保留时,借助艾克西拉关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创造性地把补偿法（删除+效果相似的自创）用于文化意象符号的重构。     

从风格标记看小说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风格传译向来是文学翻译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风格标记体系来检验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于这个体系从风格的形式标记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两种译本的译者对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手法的异同及其得失。     

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有效地运用这三种符号学意义,提高翻译质量.符号学理论背景下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解码过程,解码又是一个意指过程,翻译的最高标准即再现源语符号系统的全部信息,全部信息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意义.     

从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驳看意义的界限

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语法分析将心灵过程和私人感觉都看作是无意义的虚构，从而否定了建立在承认私人感觉存在基础上的私人语言。在他看来，我们的概念和语言游戏是意义的界限，我们的生活形式和实践是意义形成的基础，说不出的东西不仅在语言之外，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形式之外的，因此私人语言作为超出生活形式的臆造和虚构是无意义的胡话。     

从翻译教学实践看法汉新闻翻译特色

新闻翻译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世界交往与合作更加紧密,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商业机构都需要通过新闻了解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动态,新闻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拟从翻译教学实践中法汉新闻翻译的具体案例出发,通过与文学翻译的对比,简析新闻翻译在翻译方法和语言形式上的不同特色,以期引起更多专业人士的关注,为新闻翻译质量的提高抛砖引玉。     

论英诗汉译的形式

本文探讨了英语格律诗汉译形式的发展历史及影响其翻译的因素,并分析了A Red,Red ro se两种不同形式的翻译版本,试图说明形式新旧不是翻译好坏的判断标准,翻译的形式只是不同时代不同需要的选择。     

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特殊的语言形式,整个语言活动都具有反逻辑的诗性功能。就文学翻译而言,语言哲学与翻译诗学相互渗透交融,形成宏观的文学翻译诗学,具体实现路径包括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明确文学翻译是一个意义再生的过程;将文学翻译放置在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追寻文学翻译文本中权力话语的作用;建构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等。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晚清汉译西方小说的儒家伦理文化渗透

晚清西方小说汉译,有明显的时代性和伦理价值取向。翻译家一是用道德伦理对内容进行归化处理,以使译文主旨靠近儒家道德规范;二是用家庭伦理对情节加以改写增删,以使译文内容符合儒家孝亲标准;三是用审美伦理对形式给予移植替换,以使译文形式切合儒家审美范畴。这样翻译处理的主因在于:一是翻译家对外来文学未有清晰的文化背景研判,难以精准把握作品背后的文化意涵;二是缺少翻译对象的语言学知识储备,未能有效转化语言背后的符码意义;三是旧学思维缺乏现代性视野,无力阐发原文表达的新型观念。遂使晚清汉译西方小说在内容、形式上都与原文有着极大差异。     

语言的民族性与翻译的局限性

语言的民族性，加大了翻译的难，尤其是语言的神韵、气质、风度更无法对译。文章从语言、词汇、句法的民族性等方面探讨了翻译的局限性。     

语言转向: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的嬗变而言,"语言转向"无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话题,但目前我国学界对于该概念的认识却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这一时期西方文论中发生的"语言转向"包括两方面——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二者在知识背景、理论旨趣上的有着显著区别,语言学意义上的转向重在审美的语言形式,而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转向注重语言活动的文化内涵。     

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哲学沉思--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看后期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日常语言哲学或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的《哲学研究》突出地体现了其从日常语言切入和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在对哲学问题沉思的过程中 ,他在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有着认知性的彷徨 ,而对“家族相似性”的论述显示了其对词义概括性的谨慎探求 ,通过对词义和语义的可能性空间的展示 ,他直接得出了“意义即用法”的结论 ,这个结论立即汇入了哲学语言转向的潮流。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充分展示了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