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汉匈和亲之性质及汉匈关系

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向北亚族群或国家提出和亲时,往往是处于较弱的形势,因此希望通过"和亲"获取和平。以西汉为例,据文献记载可知武帝以前汉匈"和亲"的次数为8次,通过对其内容分析,并结合汉匈双方对和亲的态度,能确定武帝以前和亲的本质为"岁遗"而非通婚。从汉匈关系的转变等视角来看,当时明显存在匈强汉弱的不对等关系。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于是,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延续至今,遂成定论.事实上,"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论汉代的民族"和亲"并非民族间的政治联姻--释两汉时期民族"和亲"之含义

汉代所谓民族之间的"和亲",是指民族之间停止战争,捐弃仇怨,从而建立和平、友好、亲睦的关系.汉代民族"和亲"的主旨是实现和平."和亲"之"亲",意为亲近、亲附、亲善,没有"婚姻"含义.汉代民族"和亲"与民族政治联姻不能混为一谈.     

《民法典》视域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情节严重"要件研究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细化了《民法典》第1185条关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件,但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度解读和修改完善.移植于文学领域的"情节"概念在法律语境下应当能够客观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有利于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补偿、惩罚和预防功能.现行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侵权"情节",包括侵权手段、次数,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规模、后果等,需要做补充和细化解释.侵权人在诉讼中的行为不应当被列为判断"情节严重"与否的考量因素."情节严重"与"恶意"共同构成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前者是客观要件,后者是主观要件.两者的考量因素虽可能有部分重叠,但差异更多,应先判断行为是否"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赔偿基数和倍数裁量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未成年人死亡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死亡赔偿金制度采用"继承丧失说",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性赔偿,从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看出,我国仅区分不同的加害行为而适用不同法律法规对死亡赔偿金进行不同方式的计算,而没有对死者是否成年予以考虑,使得没有继承人、没有财产收入的未成年人一旦遭遇侵害致死就只能适用与成年人一样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侵权责任法>虽然明确了被侵权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却未考虑被侵权人死亡后,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补偿问题.我国应建立一个适于未成年人的死亡赔偿金制度,考虑财产性赔偿、精神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死亡赔偿金制度的作用.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关于"白登之围"若干问题之探究

以往学术界对于白登之围的研究多侧重汉、匈双方的人数对比,或者是刘邦胜利突围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等方面,而对于突围的计策,学界多据史料"其事秘,世莫得而闻也",或"使间厚遗阏氏"(师古曰:求间隙而私遗之)进行讨论,但至今仍有争议.笔者拟从此入手,对白登之围及相关问题阐述一些看法.     

死刑判决的民事赔偿“挤压功能”初论——以被动赔偿不能算孙伟铭“积极悔罪”为视角

孙伟铭深度醉酒后非法驾车,导致4死1伤特大交通事故后,在刑事判决宣布前,极度冷漠地对待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刑事判决以"死刑立即执行"发布后,孙伟铭及亲属受到保命的强力挤压,在短短的20多天时间里,赔偿了受害人100万元.这种刑事死刑判决对于民事赔偿的挤压效果,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却不能构成孙伟铭的"悔罪积极".对于最高法院倡导的"宽严相济",作者认为孙伟铭案件在本质上,不宜适用.     

先秦政治婚姻初探

就族类、中原诸侯国关于夷狄的概念及国势而言,先秦政治婚姻大致可分为七种类型;先秦各国主要出于结交军事同盟、恃大国以图存、取人之国、巩固盟约、解除兵威、酬恩报德等目的而联姻,但各种联姻的性质却不尽相同。先秦政治婚姻呈现出多元化、多方位,“媵”婚现象比较突出,小国往往被婚姻大国所灭,强国干预弱国内政等特点。尽管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与汉唐和亲有很大差别,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     

《史记》所见匈奴和中原王朝的关系

关于秦汉时期匈奴和中原政权的关系,以往的学术研究大多集中在战争与和平交往（通关市或和亲等）两个方面,实际上通过对《史记》的解读可知,无论中原政权或是匈奴都通过其它手段为自己争取利益,从而使两者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     

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

有关婚姻的素材或事实是由婚姻观念的建构与分类来截获的。不同的婚姻理论对其所涵盖的不同内容的追逐与强调,使人们对婚姻本质的理解和理论阐述充满了歧义性。没有对婚姻本质的解答,不同的婚姻解说无论是“新”与“旧”,还是“对立”与“补充”,仍然不过是在旧有理论平台或框架内的形式变换而已。婚姻是立于生产的基点,对人类性行为的制度规范。婚姻的制度性规范的中心事实或核心指向,是“生育”这一“性”的基础性功能。基于此衍生出对“性”的文化附加,使性的功能不断地被建构出来,产生了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在重叠中的差异。“婚姻—家庭”这一连续性预设产生了对婚姻理论自身的遮蔽。     

汉代婚姻形态及其启示

西汉初期的婚姻形态大都承袭秦制,经过两汉400余年的演变,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蓝本。在此,从汉代婚姻形态的社会与思想文化背景、汉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汉代婚姻形态的演变、汉代的结婚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生物战”抑或“诅军术”——匈奴与汉王朝的“疾疫”纠葛

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胡汉关系中,曾经出现过匈奴将缚住前后足的马扔到汉军城下、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等做法。这种诡异举动不仅引起汉朝君臣的狐疑,也引发了当代学者的一场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的“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的这一做法是一种原始的巫术——...     

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兼论昭君文化与和谐国学

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爱国可敬＂的胡适评价,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到政治家表态＂功在千秋＂,从家乡人的思念到草原人的歌唱,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姻到＂多元一体＂的中国国情,昭君研究热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而奋斗的文化自觉。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     

内涵性与功利性婚姻的伦理评析

所谓内涵性婚姻与功利性婚姻是根据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经济背景所缔结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婚姻。内涵性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功利性婚姻以现实的需要或利益为选择,认为只有建立在实际需要上的婚姻才更具稳定性,也更具道德性。从理论上分析,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舆论似乎更偏向内涵性婚姻,并对功利性婚姻持批判态度。但从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婚姻问题,我们应当超越内涵性婚姻与功利性婚姻的对立,建构起一种新的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婚姻模式。     

浅谈敦煌吐蕃文书《礼仪问答写卷》中的仁学思想

在敦煌藏经洞中发掘出的吐蕃文书《礼仪问答写卷》主要劝导、规范人们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所必备的礼仪道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及其所反映出的孔子仁学思想则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至今仍在人际关系的处理调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公元7-8世纪,吐蕃政权与唐朝皇室政治联姻,随之而来的是藏汉人民的友好交往,《礼仪问答写卷》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中应时而生,将之与《论语》比较解读,可以非常清晰地探寻出汉藏文化的渊源关系。     

“婚内强奸”的伦理思考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本文通过对"婚内无奸"、"丈夫豁免"的语义和历史考察,揭示了"婚内无奸"的社会基础业已丧失,"婚内有奸"观念已悄然确立,进而论证了婚内性暴力的反理性、反文明性、反道德性和违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