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的“夏”“夷”观念

先秦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的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十分模糊,比较发达的是"夏"夷"观念。其核心是中国即天下,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为"夷狄"。这种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政策,既有促进民族融合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也有不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弊端,尤其妨碍了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近代外交理念的建立。     

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

晚清的"夷夏之辨"被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有其历史原因。在戊戌变法前后,"夷夏之辨"的内涵在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发生分化,守旧派以"防夷变夏"为目标,守护的是名教和皇权,革命派则以民族革命为导向。1900年后,种族论和民族主义先后主导思想舆论,"夷夏之辨"因缺乏革命学理而被舍弃。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华"取代"夷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符号,尽管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华"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经过1905-1907年间的民族主义争论,"中华"内涵渐趋一致,成为不同派别共同的话语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构建"中国"的主体表达。     

涿鹿大战:古代夷夏的互补和竞争

涿鹿大战是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等族群间的剧烈战斗.历代汉语文献对此作了多种多样的记述和解释.本文结合神话、正史及考古发现的相关表达,阐述古代夷夏各族因天灾人祸而产生的激烈竞争,直至在后期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上的互补关联.     

新夷夏东西说商榷

海岱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中间除有一段时间上的缺环之外 ,不存在所谓的“断层”。岳石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以及更早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前后相继 ,都是东夷族先民创造的文化。从主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 ,先夏有夏 ,亦有东夷。海岱龙山文化与辽东半岛地区同时代文化以及中原龙山文化在较早时期就已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 ,其中海岱龙山文化与辽东半岛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基本相同 ,应属同一文化谱系 ,而作为其后续文化的岳石文化亦应属于同一族属。中国古史的研究特别是族属的研究应该开展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充分把握考古学文化的内涵 ,不能简单对应 ,也不能盲目否定。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易代士人的特殊与重要,也早就暗示了遗民定义本质上存在的模糊问题。在文史学者一致努力下,遗民研究成果丰硕,遗民行为的复杂、与时俱进以及背后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也得到关注。显然,易代之际的士人,呈现于外的往往是政治选择,并非其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相较于明清之际的研究发展,宋元明易代士人的研究取径,明显聚焦于华夷、忠君、道统观下的政治抉择与学术焦虑,并乐于采用遗民分类的研究方法,以探讨士人出处动向的种种意义。剖析孙克宽、牟复礼、谢慧贤和戴仁柱等学者影响广泛的成果,能够发现这样的取径与方法早已面临严重局限与发展困境,故应驻足反思,走出何为遗民的框架,再次推进易代士人研究的新样貌。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论量观念在《现代汉语》教材编写中的重要性

汉语教材中的知识内容按其数量可分为开放性的和封闭性的两类,教材在介绍它们时所采用的对应方法一般是举例法和穷尽法。但是通行《现代汉语》教材存在忽视量观念的倾向,在介绍许多封闭性的知识内容时一味采用举例法,这使学生读者误把封闭性的知识内容当作开放性的知识内容,其后果是严重的。克服这一方法论缺点,可使教材质量大大提高。     

论明清之际经济架构中的异质因素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架构内呈现出异动迹象。不仅在城镇中有了无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力,而且出现在财宫原始积累上能发挥独特作用的产业资本。这些对于封建经济而言的“异质”,在清代初期并未消失,反而有所滋长,无论于手工生产与商贸活动,还是在资本运作渠道的拓展上,均有所增强,并清晰地显露出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营性质。     

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孟子的“用夏变夷”常为“严夷夏之防”者所引证.无论从上下文结构与语境,还是从具体个案与整个文本出发,都可以看出“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论断中的夷与夏是文明意味的概念.把孟子的夷夏辨视为民族认同的经典理据,实在是一桩孟学诠释史上的冤狱.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论明清小说的历史转型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至明清时代 ,小说自身不断完善 ,小说创作体现了小说从雅到俗、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和审美对象由历史到现实的历史转型 ,体现了审美趣味的否定之否定 ,迎来了我国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繁荣和成熟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明清时期江西手工业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江西的传统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同时,伴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中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些新变化表明,到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正在悄然集聚着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力量.     

明清词学转关视阈下的宋荦词学思想研究

清代是词学的复兴时期,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论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而清初则是清词中兴的重要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宋荦,人常目之为诗人,其实他也是一个词人,而且他的词学思想也颇为丰富,比如词源“三百篇”论,“填词非小物”的推尊词体论,词的体性论,以及力主醇雅等思想,羽翼浙西,领袖中州,在明清词学转关中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文学家的饮食审美文化

明清时期享有美食家之誉的文学巨匠,以金圣叹、李渔、袁枚最具代表性.金圣叹在生死别离之际仍不忘大谈美食之道,李渔在鉴赏美食中坚持伦理,袁枚在烹制美食中感悟人生.这些大师的言谈举止虽不为其时凡夫俗子认同,却成就了文坛和饮食审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清滇越道路运行研究

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滇越道路成为中国内地和东盟往来的重要陆上交通要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明清时期推动滇越道路运行与发展的积极与阻碍因素,对当今滇越道路的顺畅和发展仍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