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正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     

政治的客观性及其转进——牟宗三对中国传统政治困局问题的探索

政治的客观性是指民主政治中政治运行的规范与律则,牟宗三认为,政治的客观性建立之条件是政权的民主而不是治权的民主。而传统中国乃是一文化单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国家,故可有治权的民主,但无政权的民主。这样,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主张:传统中国要建立政治的客观性,必须由治权的民主转出政权的民主,且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在现实上,要正视阶级的出现,因为阶级的分化与竞争是转出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但牟宗三又认为,民主政治并非政治的最高形态,故政治又必须从阶级竞争中走出来,在道德理性中获得最后的转进,最后达到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由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应成为人类政治必然可期的高级形态。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中国传统宗法“政”、“治”发微

中国传统宗法“政”、“治”发微高兆明牟宗三先生曾将政道、治道分别定义为政体的基本原理与政府基本职能之运作，这在总体上是确当的。“政”道是关于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原理法则，是如中国古儒所说的天、道、理，“治”道则是关于管理社会国家生活的基本方法手段，是如...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康德提出了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但他将圆善可能的根据放在起于情识作用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 ,这是依基督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提供了对圆善彻头彻尾的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 ,这就是圆教模式。牟宗三先生所著《圆善论》即就圆教而处理圆善问题。它判摄通贯儒释道三家圆教义理而归宗于儒 ,对康德的圆善论作了归虚于实的扭转、消融及提升 ,以人皆可呈现的创生性的无限智心 (仁心、道德本心 ) ,与儒释道三家的共法“诡谲的相即”方式 ,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在牟先生的圆善论中 ,康德的三个“设准” (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皆被撤消。《圆善论》以圆教证成圆善 ,是牟宗三哲学的究极完成。其所启示的根本意义是 :天堂就在人间 ,人间自可创建天堂。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网络语境与文学的未来

近年来，文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严肃文学的逐渐萎缩与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学迅速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分析网络语境下文学的变化，探讨了文学的泛化、文学创作方式的转变、文学本源意义的回归等问题，指明了网络文学所展现出来的广阔前景，并提出了网络语境下文学所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形态成效不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与学术的纠缠,哲学政治化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二是文化差异的制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制约着相互之间的对接或融通;三是理论自觉的缺失,由于"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影响、中国传统的注经释义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制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缺乏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四是知识素养和研究视野的局限,导致了无法形成理论共识。     

义务·建构·理性--罗尔斯与康德政治伦理观之比较

罗尔斯深受康德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正义的一个"康德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来自康德的许多概念、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限制或新的解释.这导致他的理论既有一副与康德相似的面孔,又有许多内在的差别.他们都主张义务论,但康德主张理性义务论,罗尔斯主张契约义务论;他们都使用建构主义方法,但康德建构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罗尔斯建构的是政治正义原则;两个人都有"理性"设准,但康德认合理性为一元的,罗尔斯认合理性为多元的.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

俄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欧相比,缺乏历史渊源,产生较晚,没有民众基础,与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能奢望它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载体。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期间,立宪主义最活跃,立宪派在关于法制国家、关于代议制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关于社会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方面,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但与此同时,俄国的立宪运动也与无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文化相冲突。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与规制

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为进一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规制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市场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之一,市场培育是政府的职能所在,缺少政府的非市场行为是不可能独自发育和完善市场的。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是必要的,政府在建立、维护市场秩序以及促进市场化进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促进市场化进程中具有规制功能,但是政府规制行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服务行政已经代替管制行政成为世界性趋势,“规制—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新阐释,更加有利于政府培育与规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