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代殷商看"征服产生封建主义"

蛮人占领罗马帝国,从而揭开了欧洲封建时代的序幕,“征服”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我国古代的周灭殷商,实际是一次弱对强的征服;周初,新生的周政权对内对外安全都面临巨大威胁;为巩固统治,周初统治者实行了大分封……,最终封建主义在西周形成。这是“征服产生封建主义”在中国历史中的论证。     

周礼的形成时间、特点及作用

一、周初颁行周礼 1、为什么要颁行周礼?周初,所以要颁行礼制,具体原因有二。其一,是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需要。灭商以前周族的社会,处于早期奴隶制形成之时。周族是地域狭、人口少的“小邦周”①。而殷商王国却是奴隶制度已有一定发展的地域广、人口多的“大邦殷”②。周灭商以后,为了统治殷遗民和夏裔,一方面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国,即“封邦建国”③,一方面扩编军队,除原来的戍卫宗周的“西六”外,在成周又建立了镇慑殷遗民的“殷八”④。但是,光凭武道去统治是不够的,还须以文道去怀柔。尤其是商末,纣王暴虐,百姓怨望,诸侯叛离,又加武王伐纣,动乱与干戈,大大     

裕固族历史初探(下)

6、关西八卫和裕固族的关系(一)关西八卫情况:自明朝洪武年始,明代统治者在嘉峪关与哈密之间的一带地方,先后设立了八个卫,即赤斤蒙古卫、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沙州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哈密卫。就八卫的部族来说,哈密卫是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原来哈密王国的居民,由三种部族构成:“哈密国……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种类不贵。彼此顽抗”。(明《马文升兴复哈密国王记》)“其民三种杂居,而缠为土著”。(《新疆图志》卷二)     

周代兵制初论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邦周”(《尚书·大诰》),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了“大邦殷”(《尚书·召诰》)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固巩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者淮夷的残余势力后,又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初的这种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目的在于作为周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具有武装殖民性质。     

论商与商法

<正> 如何理解“商”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今中外对“商”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国古代《汉书》认为“通财鬻货日商”;《白虎通》认为“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书经》认为“懋迁有无化居”为商。在国外,学者卫伯斯特认为商是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布拉克认为商是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财物之交换。经济学上的“商”与法学上的“商”又各有不同,并且各国法律认定的“商”也有差异。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商”的理解,谈点浅见。     

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取得突破性进步的重要原因。总结历史,通过对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王朝之后,成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周王朝巩固统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给人们认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新的启迪。     

由清华简《系年》简论周初诸侯国地位的特点

学界对清华简《系年》载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为侯。建国于卫,称康叔为"卫叔"事,谓《系年》运用"据后叙之"的"史家笔法",虽可被视为定论,但仍有可讨论余地。综合各家观点,本文认为:康叔在武王时曾"受封采地于康",因此被称为"康叔";成王、周公时"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即封侯建国;周夷王时,卫国为赤狄所灭,齐桓公为之复国,周夷王"命卫为侯",恢复故国。由《系年》载成王、周公时康叔建国封侯事,显示周初分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周初对贵族、王臣及重要地方势力等实行分封导致出现不同类型封地并呈现各自的特点,此不同类型的封地在周朝国家制度中拥有不同地位及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所谓典型诸侯国之封国规模、组织结构完备复杂则远超于一般王臣的封地,其在周代国家制度建构及其后的政治实践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

周初分封制奠定了诸侯国制度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诸侯国政治道路的差异。鲁国作为周初分封的一种类型,其后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由于鲁国初封时在制度设置上体现了亲亲、礼乐的特殊性,使鲁国走上了独特的政治道路,即由“政在公室”到“政在三桓”。制度设置影响了鲁国的命运,其被挡在战国七雄的门槛之外,是历史的必然。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异议

《左传》定公四年载有“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语。关于“启以商政”,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关于“启以夏政”,杜预在同书中说:“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这种解释是为传统之说,至今大体如此。然而,关于“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人们一般都解释为“疆理土地以……。”这种解释似有未尽恰之处,故本文提出异议。     

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研究综述

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区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辽西区,这一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居住址堆积丰厚。房址层层叠罗和墓地顺序排列所反映的居住连续性和稳定性极强和大范围的文化统一性,说明距今4000—3500年左右,这一地域活动着一支十分活跃而又强大的部族,为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分析,商文化起源于东北地区是有考古证据可寻的,那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先商文化。商人入主中原后,吸收了各地不少文化因素,其面貌有很大变化,与原住地的商文化已有了很大差别,但其主体文化因素,仍不时透露出浓厚的东北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文化特征的分析,至少可以认为,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已形成了统一的地区性国家,而创造和使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族应是活动在北方的部族。     

古代东方文学民族意识的文类考察

“民族”,是一个历史概念,其本质是文化关系。古代东方民族的冲突、融合与演化,赋予古代东方文学以鲜明的民族意识。古代东方神话的部族意识表现为拥有话语权利部族的神上升为主神,异族神则被丑化。古代东方颂诗以敬祖祭神、赞美故土山川风物、歌颂君王或民族英雄的内容,增强民族凝聚力。史传文学以“民族利益”作为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的基本价值取向。     

唐代前期洱海区域的部族

乙、初唐洱海部族的社会生活 西汉以来的纪录,洱海区域散为部族,没有联合为一体的组织。到蜀汉时期,虽成立云南郡,有较大的部族组织,也还没有成为整个区的部族联结,其所以如此,当由于原住着的昆明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后来有哀牢和僰人迁来,建成部族,各以族属自成区域,没有进步到各族属统一联合的组织。这种情形,直至初唐时期如此。     

国家公园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及其守护作用——自然-文化双资源视域

国家公园的原住居民是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双重守护者,但同时也会对自然生态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留下守护者的生态足迹,因此需要确定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原住居民的生态阈值。首先,从自然和文化双重守护的视域研究国家公园容纳原住居民的现状与机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实际问题和科学问题。其次,根据生态足迹理论,分别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承载力、原住居民生态足迹和生态阈值的分析框架与测算模型。再次,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上述测算方法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根据超循环经济理论,构建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双重保护的超循环模型,揭示对原住居民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     

春秋时期男女伦常失范折射的文明变局

周礼中以“男女大防”为核心理念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伦常规范，随着周王室的分封而辐射各诸侯国。然而，与周礼相左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传》中记载的发生在鲁、卫、晋、齐等地的大量男女违礼事件。这些违礼事件呈现出礼禁渐弛、遗俗再现与夷风侵染这三种截然有异的特征，同时折射出引发春秋时期文明变局的三大诱因：周室式微礼教失修，殷商旧俗死灰复燃与四夷交侵胡风乱华。这一系列变故互为因果，导致华夏文明在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迂回与低伏。     

秦代郡县制及其历史地位

1.周初的“封建”或“封藩建卫”并非后世科学意义的“封建社会”,实是在封国边境种植树木以为标界。这种“封建”是以“亲亲以相及”为指导思想,借以达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的目的。分封制与宗法制、等级制,井田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依据血缘关系,分等级占有土地和民众的奴隶主占有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权授民授疆土,派遣诸侯国的上卿,保护封国,巡视封国,要求封国实行周法。各封国的诸侯     

孙武七世祖田敬仲完──孙武世系考述之二

孙武七世祖田敬仲完──孙武世系考述之二陈秋祥公元前７４５年陈国第十一代国君文公车，长子鲍立，是为陈桓公。此时正值周平王东迁的第二十六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①据说周初被分封的诸侯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初期尚有一千二百国②。当然这数字未必...     

西周初社会结构的分解合并与国家形成

中国国家形成于周初。周初分封是古代“自然长成的结构”的大分解、大合并。宗法制是对亲属关系的首次政治和组织改造。周公制礼是对社会生活习惯的有序化变革。随着宗法结构的解体,郡县制、成文法出现,战国时代的国家形态高度成熟,其发展水平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的雅典及《十二铜表法》颁布后的罗马相当。     

楚、秦、吴、越国家形成之路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齐、晋、鲁、卫时分别授以礼器、权杖、典册、官司、人民、土地,这意味着齐、晋、鲁、卫立国时都从周天子那里移植照搬了一套现成的国家机器与国家制度,所以它们都是以周王朝为母国的子国家。子国家基本是母国的翻版与复制,其起源较为简单,而楚、秦、吴、越则不然。春秋时楚灵王曾抱怨说:“齐、鲁、晋、卫其受封皆受宝器、我独否。”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虽然熊绎、襄公、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