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活动中伦理介入的基础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 ,赋予所有公共选择者以伦理平权的规定 ,从而阻断了伦理介入政治的途径。在考虑公共利益及其所要求的个人偏好调节的情况下 ,伦理平权假定应予修正。将公共利益沉淀进人性结构并用以调节自利和理性的政治公益人是可能的。为优化公共决策 ,需创造条件促成经济人向公益人的转化。为此 ,监督约束与激励倡导应当同举并重 ,法治与德治应当相辅相成。     

法治意识与人的现代化

社会主体法治意识的现代化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和核心。要建立法治社会,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树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精神。而法治意识能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法治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公共伦理价值析论——以杜威的民主共同体为论阈

群己之辩是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回避的中心问题之一。建立在群己合一观基础上的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论具有深厚的公共伦理价值诉求。其中,追求个人完美与促进社会进步是统一的,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与具有内在民主理念的群体制度也是同步构建的。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人伦理与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伦理在杜威的民主共同体理论中和谐相生。探析杜威民主共同体理论的公共伦理价值及其公民参与、公共的善、独立人格三个基本要素,有助于推进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构建我国合理的公共伦理秩序。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试论政治和谐

和谐社会是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秩序的期望,人类社会系统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政治系统是其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社会的整体和谐化有赖于政治的和谐化;就价值理性层面而言,公共的正义观念、政治的平等观念和理性的法治观念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政治语言,而且是和谐政治的精神内核,作为政治价值的现实回应,政治和谐化需要从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三种途径加以构建,同时,政治和谐化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政治和谐化的过程中,作为和谐政治社会基础的政治人的培育和塑造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规则意识与可能路径

网络族群文化具有诙谐性、亚文化性、社会冲击性、两面性及可塑性等基本特质,其兴起与扩张内蕴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由此形成构建和谐网络文化的存在论逻辑.以法治精神与伦理精神为基本内核的规则意识是构建和谐网络族群文化的价值基石,由此凸显其内在的理性精神.立足培育适合现代网络族群特质的和谐文化理念、培养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实践理性、引领网络族群自觉地培育健康向上的伦理素养与现代交往规则意识,是探求构建和谐网络文化可能路径的基本立足点.     

中介关系:走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困境的关键--梁漱溟社会结构理论研究之二

与西方社会关系的间接化、抽象化和普遍化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伦理化使关系本身具有间接的、抽象的和普遍性特性.它造成了关系对社会组织和本应是权利主体之个体的消解、公共领感私人化和权力一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些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虽然梁漱溟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化关系所带来的困境,但是他本人坚持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礼俗中蕴涵着理性精神而试图重建礼俗社会.然而,正像尺子不能度量自身,中国社会要走出伦理化关系的困境,决不能再回到礼俗社会,而必须从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前提客观中介、公共空间和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和谐问题探析

我们对未来和谐社会所怀抱的希望依赖于一种信仰,即这个社会至少存在着一种像样的政治秩序,这种信念指引着我们寻找政治的善.本文用政治哲学的眼光,解读了和谐社会价值层面的三个政治词语:公共的正义、政治的平等和理性的法治,并以此为和谐社会理性归依的意识观念厘析和谐社会这一政治事实的合理性,作为政治价值的现实回应,政治和谐化需要从政治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三种途径加以构建,同时,政治和谐化也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政治和谐化的过程中,作为和谐政治社会基础的政治人的培育和塑造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试析交往伦理的内涵

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政治宽容: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

政治宽容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它是政治民主的支柱,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前提,是人类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政治宽容系指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依照自由、平等、民主的制度原则,以民主协商、平等对话以及和平竞争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政治伦理取向,它是现代民主政治、法治政治应有的伦理品质,是现代政治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政治民主化以及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人类历史与自由秩序——哈耶克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哈耶克指出人类的历史源于个人奋斗,个人奋斗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以责任为前提。有责任能力的人在自发行动中,通过试错不断积累经验而习得知识,凭借知识的无偿馈赠,利用促进进步的力量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产生不平等,但是自发行动可以自我调节逐步消除不平等,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然而,理性的滥用会导致人为破坏自发行动,使得社会停滞。对此必须以法治来约束理性,而民主则是法治的保障。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文化精神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从社会结构的两大层面,即社会利益结构和职能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含的两大文化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和经济理性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具体包括民主、平等、自由,伦理道德,社会公平三大精神;经济理性精神具体包括市场竞争意识,科技理性,科学管理,法制意识四大精神。     

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论政治文明建设中培育公民意识的观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界面,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其基础是人的建设,是充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明确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的培育.所谓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在本质上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     

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及现实意义——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

公共理性是指各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在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下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涵及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把握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思想。     

公民伦理、自愿与交往行为——一种价值立场的审视

立足于公共性交往的需要与可能,公民伦理的内在属性在从人到公民这一角色变迁的意义上,是立足于人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平衡,是与公民的人格气质相吻合的个人。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相处中,公民伦理的价值立场在以人为本并尊重公民主体意志的条件下体现的是自愿与摆脱他役的原则,并且遵循在社会公共生活意义上的交往理性与自主性。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省思

法治文化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就其本体而言,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以法治为重要因素的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或社会运行方式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慰藉,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现代西方法治,其纯粹依赖以人性恶为基础产生的法律只是以一种外在强制力实现对人的约束,缺乏对人的一种内心塑造,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应传承儒家思想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精髓部分,强化道德教化,促进良法的制定和法律的自觉遵守。同时,结合我国伦理社会的特点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文明要求,吸取西方法治中的“权利保障、权力制约”的先进文化,实现我国的法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