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文章在对政府自利性以及政府合法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析了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两者的关系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过度扩张的政府自利性将导致政府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侵蚀,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意识,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政府责任契约制及其演进路径——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查

在“牧区转移劳动力对政府信任”的调查中发现,转移劳动力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极易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责任契约制的本质是人民控权,依靠法律实现政府责任的外部控制,迎合了善治理念,体现了非人格化、规约性与民主性.政府责任契约制的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府责任契约制的确立、发展和成熟等不同阶段,相应地存在保护公民利益的行之有效的契约形式.政府责任契约的形式演变路径是:显性契约→合作契约→心理契约→道德契约.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晚清新政时期乡民毁学述论

清末新政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毁学现象,1910年毁学活动更是发展到顶峰阶段。乡民毁学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一是新政的横征暴敛使乡民视学堂“如横暴之关卡”;二是学堂的现代性得不到乡民的普遍认同;三是社会转型期乡民惊慌的心理惯性;四是乡民缺少文化归属感。虽然清末乡民的毁学并非是普遍性事件,只是“民变”一部分,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不可低估。清末乡民毁学既有乡民对苛捐重税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同时也有乡民对新政举措的不满,具有反现代化的守旧与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力支持并侧应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对云南民族地区县乡两级政府信用状况的实证调查

本研究在对具有代表性社会群体深度访谈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关于政府信用水平的调查问卷,进而对云南民族地区县乡区域社会范围内的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自由职业等四大对象群体中的306位有关人士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主要采取发放问卷、个别访谈、群体座谈、文献资料查阅等调查方法。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县乡(镇)政府机关在工作作风、权力运作的规范性和合法性、规范市场秩序、政务公开及政策稳定性等方面均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和不足。     

孙中山在张振武舆论风潮中的失误及其影响

民初的张振武案所引发的反袁舆论风潮曾喧嚣一时,但终未能使袁世凯、黎元洪等受到约法的制裁,这与反袁舆论阵线的迅即瓦解有关。面对强大的舆论风潮,袁世凯采取了分化策略,使同盟会分化为稳健与激进两派,其中稳健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被其表面行为所蒙蔽,采取保袁反黎的错误立场,对民主共和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试论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

明王朝建立后,为控制人口、掌握土地、巩固政权,开展了大规模的户口调查登籍工作,逐步建立起户籍和管理制度.具体做法主要有:开展户口调查、推行户帖制度、制定赋役黄册、划分黄册种类、建立里甲制度、发挥里甲作用等.明代的人口管理制度体现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和自然经济结构内部发展变化的特征,同时这套管理制度又具有由严到宽、由紧到松的发展趋向.     

明清保歇制度初探——以县域"保歇"为中心

保歇制度曾盛行于明中期至清初,就县域"保歇"而言,是县衙与乡民之间的中间机构,是政府为了追征赋役和词讼审理的方便而设置的一种制度,在政府方面言其为保户,在乡民方面则言其为歇家,故合称为"保歇".保歇延伸出来的异名非常多,有"歇保"、"保家"、"保户"、"保识"、"里歇"、"安保"、"主户"等等,纷繁复杂.保歇的设置多以里为单位,政府赋予保歇的核心职责主要是追征赋役、拘禁里长或纳户、勾摄、拘提、引领所保里长到衙门赴比等;就乡民而言,歇家几乎成为了他们进城的桥梁,不管是应役、交纳赋税,还是进城贸易、打官司皆需经过歇家这个环节,使歇家成为了实际控制乡村的势力群体.     

后现代公共行政视域下的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

乡镇政府作为政府层级结构中的基础层次,其合法性直接影响着政府整体效能的发挥,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问题迫切而必要.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借助解构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合法性展开批判,并通过重构成为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的合理性治理逻辑,为探索乡镇政府合法性构建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

鸦片税是清末新政的重要财政基础 ,清末鸦片禁政导致鸦片税收日渐式微 ,新政的财源也日趋减少。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 ,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 ,官界非议和知识界的责难交互影响 ,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 ;下层民众因新政筹款和禁烟财政抵补 ,群起反对兴学、警政、户口调查等新政举措 ,酿成风起云涌的民变风潮。晚清人士对新政的认知和评价趋于低调 ,根由均与清末财政困境有关。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执政及其合法性效应考察

合法性危机是现代政府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新闻执政的理念和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并成为执政党提高合法性的有效策略.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政府新闻是否具有显著的合法性效应,并揭示各类不同的政府新闻在建设合法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为提高政府新闻的传播效果提供建设性策略.     

户口一元化改革:问题与对策——对四省市试点改革经验的调查

中国户籍制度由于二元户口划分和迁移限制而变成一种粘附性制度.目前,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分的户口一元化改革已在部分省市试点推行,但在试点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根据对四省市试点改革经验的调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实质上是法规条例滞后而进行随意改革的结果.因此,推进户口一元化改革,可考虑法律修订或户籍立法优先策略,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改二元户口为统一公民身份,从而改变户口的难迁移性,实现自由迁徙.     

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原因及启示

近代中国的金融风潮系指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局势和投机等原因而引起金融市场渡动和混乱现象.规模较大的有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贴票风潮、橡皮股票风潮、信交风潮、白银风潮等.金融风潮频繁发生的原因既有近代经济发展滞后、先天不足的内因,又有外国金融势力操控金融市场的外部因素.解读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经过及原因,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概念、学科与合法性——政府经济行为的逻辑与困境

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其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存在。本文从有关政府行为的一些核心概念入手,探讨了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研究的现状和逻辑,并对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对治理变革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略论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的矛盾问题

中国官绅和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值得认真研究。本文试图对贯穿于反洋教斗争中的矛盾问题作点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