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赫德与翁同龢

赫德为英国人。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晚清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均有重要关系。翁同龢先后授读同治帝、光绪帝,在晚清也举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翁对赫德愈来愈重视,赫德对翁也情有独钟,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晚清政局的演变密不可分,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龢家书,是研究翁同龢生平活动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亦是全面研究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家书系年错讹颇多,文字释读亦有误处。选取国图藏光绪十三年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有误者,重新释读、考证,请方家学者指正。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翁同龢》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诉求

从历史叙事面临的困境入手,探寻当前历史叙述回归理性的可能性途径,进而从重建历史人物的真实,营构历史情境的真实,回归真实的历史精神几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潘小平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之于当下历史写作的意义,并分析指出回归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言说走出困境的必由选择。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     

甲午战争前后的翁同龢与张謇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对晚清政局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扩大帝党力量,翁同龢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先后拔擢张謇、文廷式等一批中青年作为中坚。本文论述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张謇师徒二人的政治态度与相互关系以及战争对师徒二人一生的重要影响。一、翁、张交谊道合情重张謇与翁同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876年,张謇在淮军吴长庆部担任幕僚,负责起草重要案牍,深受吴的倚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在朝鲜扩张势力,引起张謇的关注。他认为,凭藉中国驻朝兵力,朝鲜虽暂可保全,但终非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朝鲜日后必遭日本侵略。     

《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

谢俊美教授编校的《奕譞致翁同龢函稿》及《翁同龢集》,在整理历史文献汇编《朴园越议》时,无论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还是人物注释,都带有较大讹误。尤其将二十五封别人写给翁同龢的信件,张冠李戴,作为翁同龢致醇王的信函,收入《翁同龢集》,更是明显的学术硬伤,也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必须予以考订和纠正。《朴园越议》是研究1883—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上层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

1925年翁同日记影印出版时,翁氏后人和张元济曾从"为师者讳"的目的,有意删去日记中的有关文字。文章根据日记原件与影印本作了对照,分别指出删改的文字,对研究翁氏本人和晚清史具有参考价值。     

晚清社会转型与翁同(龠禾)思想的演变

清末著名政治家翁同 4 0余年的宦海生涯 ,正当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艰难过渡 ,由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递相流转的重要历史时期。其思想演进的历程大体上涵化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追随社会变革步伐 ,趋时更新的走向 ;但究其思想取向 ,有着因循保守的特征。这一融新旧于一体的思想 ,烙下了过渡时代的印记。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对虞龢《论书表》中一则书论的质疑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中曾认为：王献之书法受到谢安的轻视，并且王献之自称书法胜其父。其实，谢安是颇重视王献之其人及书法的，且王献之并没有因为时人对自己的推崇而得意忘形，只是认为自己和其父的书法不同罢了。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