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是汉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体式,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策士文学和楚辞对它的影响。实际上,《庄子》对它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文章研究《庄子》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 汉赋学习了《庄子》寓言式的手法;2 汉赋中的一些艺术形象取源于《庄子》;3 汉赋的语言受到《庄子》思想和作品的影响;4 汉赋艺术风格的变化受到了庄子思想的推动。     

汉赋的产生溯源

两汉时期,汉赋以其独特的文学样式,旷代空前。作为一种文体的形成,汉赋必定有它的文学艺术渊源,而代表一代文学之盛,汉赋又必定有它之所以形成的文化背景。汉赋主要是在《诗经》、《楚辞》和战国散文的启导和引发下,在新的时代土壤中和南北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产物。     

论汉赋兴起的地缘性要素

汉赋是一代文学的代表，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的兴起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而汉赋具有的明显的地域性特色却少有人谈及，本文尝试从地缘性因素解读汉赋的兴起。西汉政权是楚人建立的，楚地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在西汉得到很大程度的沿袭和发展。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文化大量继承了楚地文化传统。楚籍统治集团的偏爱与倡导进一步促进了汉赋的兴起与繁荣。汉赋以深深的楚地烙印为特色，在文学史上彪炳千古。     

文化地理学与中国文学研究概观

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研究文学,实际上是借用地理空间的形式,展现文学完整的风貌。中国文学经历了从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地域文学研究到动态的文化地理研究。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的关键词,从文学空间的视境下重新阐释与领悟文学的内在意义,对于超越当前的文学研究,构建一种时空并置的新型文学范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略论汉赋兴起的地缘要素

文章尝试从地缘性因素解读汉赋的兴起。西汉政权是楚人建立的,楚地的人文地理和风俗习惯在西汉得到很大程度的沿袭和发展。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直接的,没有楚辞就没有汉赋。汉文化大量继承了楚地文化传统。楚籍统治集团的偏爱与倡导进一步促进了汉赋的兴起与繁荣。汉赋以深深的楚地烙印为特色,在文学史上彪炳千古。     

论“楚辞体”的演变——兼谈屈原作品的文体

“楚辞体”(即“骚体”)以强烈、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楚辞体”文学前承“诗三百”,后启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它在“风雅寝声”两百多年后,“奇文郁起”,继承了《诗经》的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和文风,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后世“赋”体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胚胎;而其自身的演变也体现着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因为存在着对“楚辞体”自身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和前后文体的启承关系的模糊认     

论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就

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以宏大的视域对楚辞进行整体性研究.在纵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紧扣楚辞,以"巫系文学"为理论框架,上挂下联,构建起中国文学的源流体系,向上追溯楚辞的源头;向下则归纳整理楚辞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在横向研究方面,藤野岩友则除了将楚辞与日本同时期或者其他时期、类型相似的文字及文学形式进行微观的关联比较研究之外;更是以楚辞为基点,对整个东西方文化心理进行了宏观的关联比较研究.     

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

<正> 兴盛于两汉文坛四百年的汉赋,是继承了《诗经》和先秦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的传统,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它脱离《诗》、《骚》而独立,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历来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清代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论楚辞演进之轨迹

楚辞演进的逻辑轨迹可视为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宗教祭歌是楚辞的前身,《九歌》类作品把时代精神注入宗教祭歌,使楚辞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离骚》类作品是时代激情的最佳表达方式,达到了楚辞发展的最高峰;拟骚之作从量上扩展了楚辞的艺术创造,同时也使楚辞步入了衰落阶段;楚辞滋养了汉赋,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汉赋的诗学地位

汉赋是在"诗教"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它完成了"赋"、"比"、"兴"的艺术化,自觉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构思,注重文学的形式美,为魏晋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应该重视汉赋在诗歌发展中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铁穆尔创作研究

以文学地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从文学与地理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地理阅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多重联系是"铁穆尔研究"的新视角。铁穆尔成长的地缘空间与个体空间对其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铁穆尔作品中的族群历史、游牧文化、混合文体与语言加工机制都集中体现了其地理写作中的边缘体验与人类意识。     

惊采绝艳 义尚光大——试论楚辞汉赋的雄浑美

在中国雄浑观念的发展历程中,楚辞与汉赋的雄浑美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承前启后,又独树一帜,对中华审美观念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屈赋中那高洁伟大的人格,显然与儒家的观念有一致之处,因而几乎成为历代儒生的楷模;汉赋中也念念不忘儒家的“谏”,但更引人注目而又论争不休的,是楚辞与汉赋中那独树一帜的奇思异彩:那辉煌华丽的文采,那气势磅礴的力量。这是一种近乎于西方“崇高”(Sublime)的雄浑之美！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楚辞汉赋,将予人一些有益的启示。     

楚地、楚风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以海外湖北籍作家作品为例

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出发,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湖北籍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来源。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地理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时间叙述；地理感知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意识；地理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建构；时间和空间距离与海外华文作家艺术构想之间的联系。海外华文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作家的地理来源、地理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浪漫主义思潮与古老的楚地、楚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     

文学地图视角下的唐传奇论析

学界对唐传奇的研究以往偏重文化地理或历史地理,而现将唐传奇置于文学地图视角下,可以文学为本位探讨其文学特征与时代风貌。首先,地名空间分布能够体现出政治、经济因素对小说的影响;其次,唐传奇通过特定时空下的隐喻意义,将原本与情节无关联的地名变为情节逻辑的有机部分,体现出"传""奇"的双重特征;再次,借助地理空间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利用唐代长安以时间制约空间的特征,形成了特有的"阻断叙事";最后,对唐传奇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解读,可揭示更多隐含的时代、地域信息。     

关于汉赋的“歌颂”

对于汉赋的“歌颂”,当代有这样两种意见: 汉赋否定论者说,汉赋“以歌颂为主”,“一味郊庙颂歌赞君美”,“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它是“颂圣之作”,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是“供剥削阶级娱乐”、“填补统治者精神空虚”的“御用文学”、“官方文学”、“贵族文学”、“宫庭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东西,应该把它从我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作为“一段     

论汉赋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汉赋是在"诗教"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对先秦诗歌传统的延续。汉赋使"诵读"成为文学交流的主要模式,促进了诗歌从音乐和舞蹈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汉赋完成了"赋"、"比"、"兴"的艺术化,为魏晋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应该重视汉赋在诗歌发展中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汉赋文体风格特征及艺术渊源比较谈

本文从六个方面简要概括了汉赋的文作风格特征，并由此入手，用比较的方法，辨析了汉赋渊源诸说的优劣，认为汉赋是以楚辞和战国游说之辞为母本、父本，并广泛吸收了包括《诗经》、荀赋在内的各种文化养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南、北文化合流，诗歌与散文整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