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质的语言与世界观:伽达默尔语言性研究

语言的本质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关注的焦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语言问题的理解被认为是自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的又一次转向,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文章以文学视角梳理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从三个向度解析其语言性的本体含义:首先探讨理解的语言性与世界之关系,从本体的向度阐明理解对象与理解本身的语言性,廓清理解可以达到对世界的共同解释,而成为形成一种独特世界观的条件;其次探讨真理的语言性与世界之关系,阐明通过语言的解蔽揭示世界的真理,最终获得对世界的语言性经验;最后阐明语言的本体性本质使世界在语言中得以显现并为人类所拥有,将一切知识对象涵盖在语言的世界视域之内并向其他世界开放.     

基于自我的近代知识确定性统观

近代哲学区别于古希腊哲学的关键之点在于对知识的探求由外在确定性向内在确定性的转向。笛卡尔以“我思”的无可怀疑性和自明性叩响了近代哲学之门。西方哲学自此开始了以主体的内在确定性建构知识的理路,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都是徜徉在这条自我知识之路上的,他们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知识形而上学观,黑格尔则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逻辑与历史相同一的气魄终结了近代的知识论。     

基于自我的近代知识确定性的转向与终结

近代哲学区别于古希腊哲学的关键之点在于对知识的探求由外在确定性向内在确定性的转向.笛卡尔以"我思"的无可怀疑性和自明性叩响了近代哲学之门.西方哲学自此开始了以主体的内在确定性建构知识的理路,洛克、休谟、康德、费希特都是徜徉在这条基于自我的知识确定之路上的,他们分别建构了自己的知识形而上学观,黑格尔则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逻辑与历史相同一的气魄终结了近代的知识论.     

法律英语交际的受众困境研究

法律语言难于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确定性要求。确定性就必然导致语言的正式性和复杂性。普通民众因为不具备专门法律知识而面临困境,给法律言语的交际造成障碍。解决法律语言的交际困境,需要针对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策略,搭建法律语言的沟通桥梁。而根本的方法则是从法哲学角度实行语言的平等。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深刻和独到之处

维特根斯坦在其前后期哲学中提出了两种迥异的语义理论,前期他把哲学看做通过分析语言来澄清思想的活动,认为哲学最根本的是逻辑,而不是形而上学。后期他注重使用日常语言,强调语言的不同用法和语言的约定性质,把语言看做是人们的一种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寻求语言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哲学实现了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的转向,开辟了现代西方哲学前进的道路。     

隐喻思维与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阐释与理解永远绕不开语言运用中的隐喻问题.语言的意义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隐喻语言意义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问题做出恰切的回答.隐喻内涵意义的模糊性必然会影响到语言意义的精确性.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排除了语言中的隐喻因素.如何恰当地理解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以克服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意向主义等意义理论的片面性?这正是本文将隐喻思维与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勾连起来的要旨.我们认为承认隐喻意义的不确定性或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对语言问题做哲学思考理应追寻的致思之路.     

实践与确定性——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出发看17世纪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确定性的寻求

人类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倾向,在其哲学表现上,我们可以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比较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中世纪,上帝被看做确定性的最后归宿.在十七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出现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尽管二者之间有种种的不同,但它们对知识都持一种基础论的看法认为知识有一确定的基础.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思想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

20世纪以来,以哲学的语言转向为前奏,在当代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比较普遍地发生了语言转向。从当代语言哲学的分析路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发现,作为研究人的思想行为形成变化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思考人们交往和进行思想交流的语言和语言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都有重要意义,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语言哲学的转向和普遍语用学--试析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

语言研究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代表了哲学范式由认识论形而上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理论,即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是关于交往的前提条件的学说,它的有效性要求需要从哲学上进行规范性分析,方法是反思性重构。     

论洪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

洪谦是我国研究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第一人.洪谦立足于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新理解,分别从隐蔽的先验主义、知识的逻辑构造、直观主义、现象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角度,对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严厉批评,强调语言分析是哲学的首要任务,驳斥了胡塞尔观念主义的意识哲学.分析洪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评及其失误,有助于重新审视逻辑经验主义在分析哲学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哲学视野中的复杂性——拓展复杂性研究的新视野

复杂性是当代科学的前沿,其深刻思想已渗透到科学、经济、管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中,从哲学角度思考复杂性是当下时代的重要使命。文章把复杂性哲学的任务概括为：澄清复杂性思想,建构复杂性范式。依据不同的哲学视野,文章把当代复杂性研究纳入到六个核心主题下：“复杂性转向”、“从存在到演化”、“从对立到互动”、“从构成到生成”、“从寻求确定性到挑战确定性”、“从理解到应对”。通过对复杂性研究视野的拓展,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复杂性思想的精髓。     

语言、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的真理之路

奥古斯丁的“知识论”与他对生存之确定性的寻求有关。从广义上说,知识论就是真理、确定性与幸福的统一,认识论与“救赎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寻求确定性和幸福是他追求真理的目的,而知识则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对上帝的知识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围绕语言、记忆与光照,分别论述了抽象概念的形成、真观念的源泉等知识论问题。其中光照论是核心,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是一种独特的概念论,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和光形而上学的结合,对西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义信息的建构及其复杂性特征

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语言哲学争论的焦点。传统的语义学、语用学和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从本质上都是简单性思维方式的产物。语言本身是复杂事物,必须用复杂性方法来研究。从信息哲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意义就是借助于语词而被理解和建构着的信息。意义信息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     

日常语言哲学维度下的语言与世界关系——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被归入日常语言学派的大传统,他们两人都注重语言批判,强调治疗型哲学,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逻辑实证主义,推动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拟通过两人对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转向后哲学的重要问题——之阐述的比较研究来分析两人一些哲学思想的异同.     

西方哲学与修辞学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走向

哲学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修辞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历史证明,西方修辞学的兴衰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在20世纪之前,哲学家把修辞学当作"假想敌",修辞学与哲学处于对立关系,极大地损害了修辞学的学术地位。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对语言运用研究的深入,西方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修辞复兴运动和哲学的"修辞转向"。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从对立走向联盟,不仅大大提高了修辞学的学科地位,而且促进了哲学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从而焕发了青春活力。     

诠释学的近代发展及其实践转向

近代哲学对于诠释学的关注从阿斯特的经典诠释学开始上升到一种专业哲学的高度,从而奠定了诠释学哲学发展的基础。诠释学哲学历经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逐渐逼近哲学的核心领域。而当代诠释学的实践转向应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使诠释学从方法论、本体论的语境中又转换出了一种新的视野。诠释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方法论、本体论维度对诠释学的理解转向了人的实践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践要求包含着人的自然能力的施展、真正灵活运用知识以及把科学和生活相联结起来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诠释学真正达到了一种人的哲学的高度,它是人对于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它是人的实践能力本身,这也是诠释学实践转向的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病的探究

维特根斯坦是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对哲学的性质问题作深入思考的又一位重要哲学家。他在后期哲学中认为 ,以往哲学总是采取心理主义或本质主义的单一固定模式来理解日常语言 ,结果导致了哲学语言的痼疾。基于此 ,哲学的任务是 :既要全面了解日常语言所描述的问题 ,获得“全貌概观” ,又要依照某种具体情境 ,对日常语言停留在“家族相似”层面上的理解 ,以还日常语言丰富和真实的“游戏”本色。     

论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两条相互交错的线索。人们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人工语言学派的发展关注较多 ,而对另一条从日常语言学派中孕育而来的语用学的关注与研究却付诸阙如。阿佩尔的语用学转向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指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以及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等理论先驱的基础上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一种改造。阿佩尔语用学转向产生了其理论的核心概念 ,即交流共同体 ,并且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

2014年,E.Sosa、M.Slote和米建国三人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共同宣称一个德性转向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存在"德性转向"。目前,学界存在两种德性知识论:一种是以E.Sosa为代表的"德性可靠论",认为德性知识论要面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面对怀疑论的挑战,它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可靠认知机制来获得一种知识上的确定性。这派的影响力更适合当代西方知识论的主流后盖梯尔(Post-Gettier)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以L.Zagzebski为代表的德性责任论,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以伦理学的架构模型来处理知识论的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Sosa一派是把知识当做行动在研究,即知识作为行动(knowledge as action),而Zagzebski是在谈知识的价值,即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继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之后,本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现代哲学对话的基础,透过各个哲学流派向语言转向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内在逻辑,即分为"内容"转向和"意义"转向两个步骤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