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历史学与深层概念

一、日本文化论的变化日本文化论越来越活跃了,有一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说:“虽然有人认为日本文化论是‘易变意识’或‘县民性’,然而我还是认为其本质仍没变”,这说得太妙了。他还指出,如从历史角度看日本文化的话,就能发现其周期性的变化。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八纮一宇的日本文化     

关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及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思考

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文化研究和国民性研究两部分,文化研究是以文学为中心的,而国民性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其精彩部分也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从时间上来说,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主要致力于日本文化研究的提倡,关于日本国民性虽也有所涉及,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展开.他真正投入精力进行日本文化思考和国民性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一组"日本管窥"谈日本文化书"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     

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尤其中国盛唐,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不断派出仪容盛大、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可以说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代。①随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不畏艰险,渡万里惊涛来到长安,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特别是吉备真备两度来唐,留学十七八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②才华横溢,播名于唐,回国后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在输入、吸收、汲取中国文化,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本文仅就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所     

鲁迅视野中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

鲁迅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关注更多的是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的,他的日本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国民性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参照物的日本,他过多地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点而少谈日本民族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以日本民族的优点作为救治本民族缺点的“药”,日本民族的优点的选择是出于本民族现实需要的目的；二是作为独立民族文化的日本,他摆脱了中日冲突背景下的激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冷静的态度进行中日文化的交流,以期促成民族间的理解和友好.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末木刚博对东西方逻辑和文化的比较研究

日本当代哲学家末木刚博致力于东西方逻辑和文化比较研究数十年,成果颇丰。末木在《东方合理思想》等论著中对中国、印度和西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是引入注目的,他论东西方文化中对立和融合两种合理性的见解也有其合理意义。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关于文化整合的思考——重读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

在"贸易和战争"充斥、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帮助日本解脱于国体即将不保的危机性现实是福泽谈论文明、进行文化选择的旨归。对于日本亟待摆脱的危机而言,他提出建立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构想,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视野中,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如何以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与西方的文化进行整合,《文明论概略》未能详细加以探讨,从而使其对现代化的理解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片面状态。     

日本与中国神话的比较——以太阳信仰为中心

本文试图通过对日中民族有关太阳的神话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日本与中国西南民族特别是与彝族的有关太阳信仰的异同,探讨中日神话乃至古代文化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从日本出云的考古发现看中国越文化东播

文章分析了日本出云地区近年的考古发现,并以其出土的文物及民俗、信仰各方面与中国越族的历史、文物、民俗作了比较,探讨了日本神话中的'出云王国'与越人东迁移民的关系,特别是随着越人东迁而产生的越文化对日本蛇信仰之影响。这一切同时也表明,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了中国越文化东播的史实。文章还对已往中日文化交流史尚未研究到的北九州以北、西日本沿海一带的古越人活动作了探讨。     

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

在前期的日本文化论研究中,日美两国学者都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到了后期,美国学者突然转向日本社会、特别是特殊的结构,而日本学者却死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是要揭露日本的特殊结构和贸易保护政策,扩大美国的对日出口,日本学者想通过夸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特殊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寻找合情合理的理由,继续保持对美贸易的不平衡。     

以日观中：罗兰·巴特认识中国文化的渠道与方式

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日本都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铃木大拙以日本禅学为基础阐释中国禅学、道家思想,冈仓天心以日本“寂”美学通释禅学、道家思想与日本茶道,并以日本茶道为基础阐释中国茶道,这二人的思想在西方传播甚广。受此二人影响,罗兰·巴特以日本学者为渠道,透过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化观念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文化,并以此建构他的文化理论。文化上的影响不只是点对点的线性关系,学者皆处在一个互相影响的“多元网络”中。中国学者须具备“多元网络”思维与“世界学术中的中国”视野,正视中西交流中的以日观中现象,反思中西对话之间的日本因素,辨明以日观中遗产中的成果与糟粕,扬弃日本这个中介因素,在直接交流中真正全面比较中国与西方文化,实现文化汇通。     

儒学伦理对于日本敬语现象的影响力研究

敬语是日本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语言现象,它是否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启示,并如何接受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在敬语意识上的影响,通过儒学在日本历史中的演绎过程以及日本敬语现象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两种坐标,特别关注伦理意识在其中的影响力,对此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发现:敬语现象既是日本引进儒学伦理并使之日本化的结果,又是它在日本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次特殊映照。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明晰了儒学伦理成为日本文化积淀乃至一种文化精神的过程,同时,佐证了敬语意识从肯定性的敬畏神格出发,到走向人的忠孝礼义以及泛道德,最后再回归恭谨即对于他者的尊敬待遇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轨迹。     

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文坛上极其复杂的作家 ,特别是他的美意识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中既包含着日本的古典美、也揉进了希腊的古典美、西方现代弗罗伊德的学说 ,以及他的政治理想等。概括地讲 ,三岛由纪夫的美学核心是生、死与美。从他的小说《忧国》开始 ,他的美意识发生了变异 ,即他将美与恶视为等同。三岛由纪夫的这种审美意识追求 ,不能不使他的美学走向危险与恶的绝境。小说《忧国》展现了三岛由纪夫爱、性、血、死等合而为一的美意识     

论汪曾祺文化人性形成的自觉意识

汪曾祺的文化人性特征是他有意识地构建的结果。他的文化个性的自觉意识比较多的体现为文学对他的诱惑和熏陶，导师对他的影响和引导以及生活对他的教育和磨炼，正是在学习、生活、创作中，他有选择有改造地吸收了故土文化、师恩家学、传统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文化个性     

杨守敬的书论及其在日本书坛的地位和影响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著名书法家、书论家。他有多部书论专著传世 ,提出书家须有“品高”、“学富”的重要理论。他在担任清朝驻日本外交官四年中 ,日本许多著名的书家都投到他门下受业 ,其理论和实践引发了日本书法的现代化 ,被日本书坛尊崇为“日本现代书道化之父” ,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日本文化史上彪炳千秋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日本“过劳死”社会现象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

过劳死是当今日本社会的一大顽疾。过劳死现象不断引起日本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造成过劳死的原因并非很简单。一般认为它是由于劳动时间长和劳动压力大引起的。但日本人的劳动价值观和长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武士精神文化和集团意识的影响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论述了日本社会的过劳死现象与日本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有关联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过劳死外,精神过劳死无疑与日本传统文化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分析了日本人的高强度工作和奉献精神,正是与他们接受的传统文化中的效忠伦理和集团意识的影响有关。从而明确了日本人的劳动价值观和长期受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武士精神文化和集团意识的影响是过劳死产生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郭沫若眼中的日本

作为中日现代关系史上的顶尖级人物，郭沫若在日本生活了整整20年，然而日本文化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在郭沫若的著作中，找不到几篇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巨大成就，他对日本的研究不能不显得薄弱。这确实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