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的城隍信仰及其庙会活动由来已久。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是个多民族地区,其城隍庙会活动,是一种集信仰城隍民间祭祀、商品交流与民间技艺汇演于一体的、以隍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这一区域内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状况。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

城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间神之一.自唐至清,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经历了一个逐渐繁盛的过程.城隍自宋被纳入国家祀典,经明洪武改制后,即具有民间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性.由政府正统化的城隍被华南人民所接受,与该地区原有祭祀城隍的传统密不可分,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特别是对边远地区控制的加强,以及地方社会对中央正统王朝的承认.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Secularization and Jiangnan Folk Faith——Focusing on the Custom of Guan Yin and Cheng Hua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代宗教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越来越趋向平民化、内容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教义中的神圣性质在逐步地淡化和减少,传统宗教的仪式及组织也日趋简化,传统宗教放下身价主动向民间信仰靠拢。从江南地区观音信仰及城隍崇拜的盛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佛道发展的这一世俗化趋势。明清时期的城隍神最初是由官方赋予的官僚形式,成为神道设教与打击淫祠的象征,但是苏州民众却将其逐渐演变成富有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包含进丰富的民生内容。最终使得城隍信仰活动演变成为苏州城乡民众的狂欢节日。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唐代城市保护神与宗教

唐代城市保护神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宗教的关系显示出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呈现出游离佛教的态势,其神性的一部分逐渐分化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神性的另一部分则与道教神祇李靖相捏合;起自民间的城隍神日益向道教靠拢,成为被道教整合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演变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民间化走向。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

民间信仰是地方社会共同体的信仰,地域性是民间信仰的内在属性之一。通过探析浙江胡则信仰的产生背景及其传播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够发现民间信仰与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每一神灵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样的变化是与区域特征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区域的内在特征制约着民间信仰的性格特征。     

中国近代民众入教与传统民间信仰问题初探

基督教信仰和近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传统是严重对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原有民间信仰组织体系争夺信众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近代很多民众之所以入教也和民间信仰问题密切相关。民众入教后的某些行为反映出其思想深处所潜藏的神功崇拜观念。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河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本文对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在河湟流域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就河湟流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天主教、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须植根于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依托宗族、村落、部落等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具有一定自我保护封闭功能,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力。     

民间信仰的功能——基于湖北某地的实证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是一种合理的民众的地方性知识。从理论层面上看,民间信仰正功能背后潜藏着负功能,但民间信仰的正功能要大于负功能。从实证层面上看,农民对民间信仰的功能普遍持实用态度。农民的个体性特征影响着他们对民间信仰功能的认知和态度,民间信仰的传统功能存在着不断被赋新的现象。     

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思考

通过对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认为价值中立的“民间信仰”与贬义色彩浓厚的“封建迷信”这两个词不能划等号,民间信仰中虽也存在着“一般的迷信”,但属于次要部分;民间信仰是一种信仰形态,从严格意义上看,民间信仰不属于宗教,但就广义而言,民间信仰也是一种宗教现象,出于研究工作的现实需要,不妨把民间信仰解释为“准宗教”.     

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理论政策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俗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来梳理民间信仰的宗教本质,并分别从其作为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社会行动以及政府规范对象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内在功能,提出政府对民间信仰进行治理的途径在于在宗教法治化的大框架下,管理与服务手段相结合,合理调整治理结构,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信仰与地方社会:唐中叶以来禅宗三大祖庭在宜春的文化建构

宜春是禅宗圣地。禅宗传入宜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三个派别。禅宗之所以能在宜春落地生根,蓬勃发展,首先得益于宜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其次,禅宗传播者在弘法过程中建构了一整套灵验故事,促进了信仰的拓展;再次,宜春地方官员、士绅、大家族成为禅宗发展的经济支撑和重要推力;最后,禅宗巧妙地与宜春当地民间信仰糅合在一起,获得了民众的信仰心理认同。禅宗正是在不断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完成了在宜春的文化建构过程,并生根开花。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

目前,民间信仰研究受到了多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反思,厘清民间信仰是否自成一个宗教体系的问题,探讨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对民间信仰研究产生的利弊,解决民间信仰研究中的地方与全国之间的空间张力,有利于推动民间信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明初城隍考

一、序论在旧中国的城市中,城隍庙的存在甚为普遍。关于城隍庙的产生和发展,邓嗣鬲、那波利贞两位学者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有过总括性的论述(邓35;那波34)。近年来,中村哲夫、约翰逊·戴维(Dayd iJohnson)等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中村76;Johnson85)。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着城隍信仰的产生,城隍神、庙的作用,以及历代王朝对它的封赠等问题,在时间上则主要集中在从南北朝到宋元时代。只有邓嗣鬲的研究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城隍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对民间信仰认识的视角,逐步从污名化的迷信和偏负面化的民间宗教向偏正面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转化,进而向价值肯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能够促进社会精神生活的和谐,发挥良好的社会控制功能,带动民间文化以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正向作用。目前,需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文化引导、功能引导和制度引导,以促进其正向作用的发挥。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祭礼空间:祠庙与戏台——大理本主庙与戏台景观构形研究

本文把大理本主庙纳入国家祠庙系统,因祠庙与礼制有着深厚渊源,以此角度观之,不难发现本主庙的发展实则是国家礼制与民间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主庙与戏台构成的祭礼空间,确保了礼制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及接受,从而使国家对地方信仰的控制得以强化。本主庙及戏台的构形亦受到礼制的影响,并呈现出相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