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之公权力运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发展不确定性和处置紧迫性,需要运用以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权力应对。法治通过规制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期限特定和高效原则。刑事司法权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除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罪刑相当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外,还应对涉及公共事件的犯罪进行及时打击,也有权在量刑上予以从重处罚。     

“套路贷”司法适用问题探究

目前,"套路贷"案件的办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诈骗罪罪名适用不当,部分司法机关机械套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被害人明知有"套路"仍借款的情形下,依然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犯罪数额认定过高,未扣除本金所产生的合法利息,导致量刑畸重,客观上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正确处理"套路贷"案件中的司法问题,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如果被害人明知有"套路"而继续借款的,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诈骗故意,其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司法机关在进行犯罪数额认定时应扣除本金产生的合法孳息。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思考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没有问题.然而,我国刑法立法从来没有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明文规范,只有处罚真正不作为犯的规范,这就产生了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可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借鉴日本刑法相关规范,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以此为载体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纳入刑法规范,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这将是缓解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比较妥当的方式.     

罪刑法定思想的沿革与发展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我国刑法典第3条以显著的位置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原则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与世界刑事立法的基本发展趋势相互衔接,反映了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基本发展趋向,标志着我国刑法的     

浅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是刑事法治的核心理念,它被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最精辟的总结,文章将解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数论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我国单位腐败犯罪立法之缺陷及其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及处罚原则,分则中规定了几种可以由单位构成的腐败犯罪,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及其立法精神相比.我国单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中存在着罪种范围设置不合理、处罚原则不统一、处罚轻重不平衡、方法单一等问题,需要结合公约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完善.     

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传统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是指将教唆未遂犯当作被教唆的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原则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处刑失调以及扩大处罚范围等问题.教唆未遂犯具有侵犯法益的危险且处罚教唆未遂犯符合刑事政策要求且十分必要.应以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教唆型犯罪作为处罚教唆未遂犯的边界,并以其所触犯的教唆型犯罪罪名定罪,将该条款作为刑法分则教唆型犯罪的法定从宽情节解决处刑失调问题.此外,应对"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进行严格限定,以缩小处罚范围,且对被教唆人拒绝教唆原则上适用"但书"进行出罪.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1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以及应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必须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换句话说,就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原则。这里的“法”是指广义的刑法,即不仅包括刑法典,还包括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产生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专制和罪刑擅断而提出的重要原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主义才逐渐扩展为国际性质的规范,成为…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关于我国设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补偿性责任几乎是我国目前确定民事责任的唯一原则,笔者对其操作价值,补偿与救济价值,惩罚、教育、预防和遏制价值,以及平等、公平、公正、正义价值进行剖析,建议重构民事责任原则,即确立补偿性责任为一般原则,惩罚性责任为辅助原则,限制性责任为例外原则,一元钱赔偿为适当适用的原则.     

中美中小学教育惩罚比较研究

在我国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中,教育惩罚虽然近年来不被提倡,却依然随处可见。而在教育较为发达的美国,教育惩罚也同样经常发生。两国由于社会性质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因此在教育惩罚方面,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从中美两国中小学教育惩罚的政策、现象、方式和观念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得到启示,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困境、成因及其启示

日本共谋共同正犯理论在＂重处必要性＂和＂合法条逻辑性＂这两种理论诉求的相互较量中陷入困境。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不在于理论上没有穷尽解释性的求解可能,而在于日本共犯制度所采用的个别化处罚原则设计。在这一困境成因的启示之下,探讨参与犯处罚原则的应然设计模式非常必要。在＂个别化模式＂＂、主从关系模式＂和＂等价处罚模式＂当中,＂等价处罚模式＂显然更具合理性。     

对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理性反思

反思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逻辑起点在于对其内涵的合理界定,完整的现代处分原则的内涵包括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两个方面。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肯定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由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处分原则和国家干预的关系而需要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研究

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是在原有数罪并罚规则基础之上,针对多样化的犯罪现象与司法适用而设置的规则。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异种自由刑并罚内容,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各自蕴含着合理性依据。然而立足于整体数罪并罚的规则,此种规定却存在二者相互矛盾以及刑罚轻重的冲突,给理论研究与实践适用带来困扰。基于此,通过对域外异种自由刑数罪并罚规则的考察,借鉴其中折抵和限制加重原则的内容,提出我国异种自由刑并罚规则的改进建议:对有期徒刑和拘役刑的并罚采用综合折抵原则与限制加重原则的方式,而对有期徒刑、拘役刑和管制刑的并罚继续采用并科原则,从而更好地实现数罪并罚的适用。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试论卫生执法队伍的职业化

目前,我国卫生执法队伍尚未能按照职业化的要求进行建设。卫生执法队伍职业化的内容应当包括职业资质、职业意识、职业素质、职业原则和职业道德等五个方面,而实现职业化则需要从准入制度、继续教育制度、责任制度、评议考核制度和监督检查与惩戒制度等方面加以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与教育犯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新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设立,不仅反映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得到确认,而且为我国开展教育犯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空间。     

大学生犯罪问题与高校法制教育探析

大学生违法犯罪具有广泛性、突发性、团伙性、智能性等特点。主要由于不良社会环境导致的价值观沦丧、教育失衡带来的个性心理残缺、法制观念薄弱产生的认识错误、经济困难引起的生活窘迫等原因所导致。为预防大学生犯罪,必须推进高校法制教育。可以从提高认识,加强法制宣传,建立教育网络体系,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革教学方法,坚持惩罚与教育并举等几方面来实现,最终有效地预防大学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