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流浪与孤独:柔石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柔石是著名"左联"五烈士之一,创作艺术颇为独特,其作品散发浓厚的悲剧意识,风格悲怆哀婉。其笔下更多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悲剧感受,体现作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这使其创作与当时风行的革命叙事倾向相违背,在一定程度厘清革命主题对人本体的遮蔽,作品因而获得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试图从流浪与孤独两方面来探讨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质。     

高扬主体向度的总体思想论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想从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开始,经过列斐伏尔、萨特等人的深化和发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条重要理论线索,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异化社会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想过度高扬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虽然其更多地专注于文化上、思维意识上的反思和批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恰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严重欠缺的,因而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开始逐步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问题.从主体间性哲学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交往理论出发,探讨交往理论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和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太宰治小说《斜阳》中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

吉登斯提出的"极盛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其特征是建构了一种制度的反身性。当下,现代制度的全球趋势对人的个体行为造成了很大影响。文章采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分析《斜阳》,旨在揭示当代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的问题。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困惑的启蒙:鲁迅小说与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象征,鲁迅所从事的思想启蒙工作,集中反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解程度。然而,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巨大障碍,鲁迅与他同时代的启蒙精英,都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固有的本质产生了严重的主观“误读”。基于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导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虽然倾向于西方,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传统,并使传统的儒学价值理念,借助于“西化”意识的外在表现形态,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延续。     

从小说启蒙到教育启蒙:析傅兰雅的身份转变

专事科技翻译28年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却于1895年发起了一场旨在革除"三弊"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并在《万国公报》和《教务杂志》上分别发布了中、英文版征文启事与出案。该征文活动拉开了中国近代小说变革的序幕,也使傅兰雅扮演了小说启蒙者的角色。征文活动后,傅兰雅离华赴美担任加州大学东方语教授,致力于中西教育的沟通。以"时新小说"征文活动为切入点,探究傅兰雅身份几经转变的缘由,将丰富对傅兰雅启蒙思想的认识。     

主笔—小说家与晚清小说中的“启蒙主义”

主笔—小说家及其小说作品为晚清小说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主笔—小说家的复合身份而使得这种小说亦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众兴趣娱乐及教育启蒙方面的考量兼顾,突显了这种小说在市场商业化、社会大众化及审美启蒙性诸方面的时代总体关注与具体实践形态。相较而言,这种小说在社会启蒙方面的认同承担及诸多努力,一方面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亦将中国传统小说从一个封闭的作者核心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一个更为开放与自由的小说叙事时代。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

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形成是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及相关因素的“三位一体”互动过程。政治认同主体的社会存性是其基本特质,作为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与意义追求,同时兼具理性和非理性特质。政治认同对象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政治认同主体从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和实践（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体现着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状态。     

关于底层写作身份认同的悖论

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文学评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人是底层写作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比较深入,但主要集中在苦难叙述模式方面。本文主要从身份认同的角度,以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底层走出乡村却走不进城市、走进城市却无法回到乡村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的两个生存空间而具有不同的属性,城与乡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不可靠的,从而产生了一群无根的漂泊者。     

集体观照下的身份选择与构建——解读班芭拉的小说《吃盐者》

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族裔如何建立起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班芭拉在长篇小说《吃盐者》中提出的关键问题。对此她给出的解答是,在主体性身份的构建过程中,明确个人的自由与责任,建立与本民族文化的联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论《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与身份问题

朱利安·巴恩斯在《终结的感觉》中探讨了个体记忆与身份的关系。主人公托尼出于身份建构的需求,受情感、心理定势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虚构了自己的记忆,建构出与现实自我不同的个人身份。但记忆的虚构性意味着托尼的记忆漏洞百出,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身份在自己和他人的记忆中同时被解构。巴恩斯通过托尼身份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复杂经历,揭示了记忆的虚构性和身份的不确定性,探讨了个体如何认识自我和接受自我。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仪式和庆典中的族群身份表达——以保安族为例

仪式既是民间社会建构和维持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建构和维系社会团结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手段。族群性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从保安族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各种仪式里的民族表达中,可以透视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心理处境。     

《河湾》：后殖民经验的身份书写

作为当代英语文学世界最杰出的移民作家之一，奈保尔在欧美批评界广受赞誉，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其作品的非洲叙事却不断受到后殖民批评家的激烈批判。针对不同文化的阐释差异和对位性阅读，运用当代后殖民文化理论，以文化身份的视角重新解读《河湾》，分析作品中历史记忆与身份写作的隐性关系，在身份困惑和非洲叙事两层面揭示身份写作的表征内涵，在对奈保尔文学经验的总结中探讨后殖民批评中政治性阅读的某种理论误区。     

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现状调查与分析

采用均值比较、方差分析等方法对797名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认同现状的调研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水平较高;在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各个维度上,职业价值观得分最高而角色价值观最低,教师职业认同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学校类别差异。指出在注重教师职业的外在工具价值以外,还应关注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教师个体的生存状态;在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注重提高教师职业认同的水平。     

文化身份的追寻与幻灭--细读J.M.库切小说《青春》的叙事主题

欧洲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化殖民主义的盛行,导致了现代青年人内心的迷茫与异化.通过<青春>中主人公对文化身份的追寻,剖析主人公精神异化的文化根源,展现后殖民社会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不确定性,反思不同文明碰撞导致的移民作家身份归属的困惑,并从他者视角阐释作者对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刻思索.     

国家认同视域中的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指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文化学与中国哲学学科视野中的中国精神研究,与时代往往存在疏离感。而政治学学科视野中的中国精神研究,又往往缺少应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意识入手,能够使我们从跨学科的视角,完整、准确了认识中国精神。在国家认同视域中,中国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情感式体认,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现实利益的契约式同意,也是对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道德式承诺。国家认同视域中的中国精神研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民族文化资本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域族群谋求发展的一种现代参与和文化策略,其方式主要有在地式、飞地式和流动式3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基本策略是将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边界符号,通过彰显民族身份来获得民族符号的资本转化。与此相应地,在市场的肯定效应下,得到强化的就不仅是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更是对与民族优惠政策相关的“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