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关系及启示——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农村土地承载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存保障的双重功能,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构建。论述了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权利2种权利在属性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社会功能上存在着内部的冲突与外部的重叠、权利保护上存在的优先顺位关系。提出3点启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利用是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现的物质基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合理利用离不开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社会保障权应该各司其职。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冲突及对策——以农村土地发展权为视角

土地权利问题是目前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即土地权利直接或间接衍生而来的权利需求和权益保障冲突等问题：公法和私法制度冲突,农民要求发展与土地制度安排的冲突,土地增值实际收益人与权利人冲突……这些冲突长期客观存在且是引起社会不安和隐患的重要因素,冲突实质是农民、农村土地权、农村经济三大主体要求发展,而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或者适应这些发展的需求,基于有限土地资源之上的发展权的发展成了各方问题解决的关键。通过数据分析和法理研究,针对性地提出构建理性法律环境制度的对策,即明确农村土地权利的主体和客体,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强化使用权,淡化所有权;明确土地增值收益群体和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综合考虑全国土地资源价值标准,针对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情况制定不同价值标准和征地补偿标准,提供相对公平地权机制;确定农村土地发展权产权机制、程序及管理模式。土地发展权制度理性构建是土地权利相关问题解决的一条新的途径,不但能实现国家对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和控制,而且有利于对土地所有权人和经营权人的权益保护,实现社会公平。     

农村土地抵押的历史源流与现代继受

中国古代的农村土地抵押实践中多以土地或田宅为担保,其习惯法具备保障亲邻先买权、强调法律关系的一体性等中华法系的特征。近代的农村土地抵押规则在汲取传统习惯法的基础上,嫁接与移植西方相关制度,但受传统生产经营方式阻却,未与近代金融组织的成长相结合。农民土地的权利配置反映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土地所有权并非农村土地抵押运行的地权秩序所需之必要条件,现行农村土地抵押须强化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地位,并在肯定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基础上对其设定抵押。     

论农村双层土地权利制度的重构

现有农村土地双层权利制度没能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也没有使农村土地做到物尽其用。究其原因,一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名为私权,实为公权;二是《物权法》的颁布也没有真正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债权转变为物权。中国土地权利制度改革应当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并坚持"明产权,促流转,合规划"的原则重构土地权利制度,一方面虚化集体所有权,并剥离所有权上的公权力;另一方面实化农地利用权,并去除附加于土地之上的各种社会义务和社会保障利益。     

农村土地征用中引发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探析

当前农村土地征用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征用中的程序不到位,土地征用协议内容不规范,地方干部违法违纪现象突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方式相对比较单一,告状难、胜诉更难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减少和解决农村土地纠纷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农民权益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土地集体公有”“分田包干”“三权分置”等农村土地思想,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不断完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目标、以继承和发展为动力、以建立和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原则三大特点。毛泽东农村土地思想破解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因土地兼并而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难题;邓小平“分田包干”土地思想解决了生产队时期存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足两大问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习近平“三权分置”土地思想破解了小农经济困境,推动了规模农业经济发展。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承包权初探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置为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从而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是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理论基础。土地承包权,是指农户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基础,以承包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为内容的综合性权利。土地承包权强调农户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同一地块的权利,包括了持续承包、继续承包、优先购买和补偿请求等权利内容。     

河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河南农村土地经营状况和产权制度的现有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不完整、使用权流转不畅、过度征用和静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导致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完善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着手: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产权,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农民种地收益。     

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研究述评——基于农民权益的视角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从农民权益视角,聚焦于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现状、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原因、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对策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和评述,有利于深化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研究,突破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土地权益的研究中过于纠缠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破立之争的局限,确立与乡村治理研究相结合,增加实证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性研究的大视野,拓展研究范域,丰富研究方法。     

民间法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研究

在民间法视角下讨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需要我们从民间法与制定法遭遇之间寻求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途径.理顺村规民约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肯定村规民约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尤其是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对于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并且从原权利以及救济权利两个维度来探寻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

农村土地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近年来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纠纷已对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流转纠纷已经成为保障农村稳定的关键之所在。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目前我省土地流转纠纷主要有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土地承包权继承纠纷四种类型。呈现出纠纷数量大,递增明显,涉及人数多的特点。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为立法的滞后与过分概括及司法的低位与窘境。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法律的细化与重构,承包经营机制的完善与相应配套机制的建立以及建立土地承包日常管理机制。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历史沿革及展望

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在制度层面农村发展正受制于土地制度改革。对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行分析,认为集体所有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所有制形态,曾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其中使用权的放权私有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当前,土地权属关系往往被严格限制在本村居民的政策底线约束下,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组织架构内部冲突、集体权利与成员权利冲突、承包权与经营权冲突等弊端,限制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农村发展。未来“三权分置”改革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大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赋予农民充分的土地处分权,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基本经营制度。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地分配中的权力因素

民国时期,在农村土地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现象。权力资本雄厚的地主,更容易获得土地兼并的机会。地主与强权人士结成利益同盟。丧失权力保护的农民不得不忍受超经济剥削。交纳赋税表面上是经济剥削,深层次上呈现的是权力的胁迫。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一种固化的人身依附。地权分配是社会权力关系网中的重要一环。只有使农民具有真正平等的身份,才能防止按权分配的等级分化再度猖獗。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农地产权是农村土地物权和准物权的总称,包括农地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抵押物权等权利。重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产权效率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在主体、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应明确村委会对农地产权的主体地位,并明确其对土地的使用、收益等权利,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而完善土地征收的补偿机制。     

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农民权益还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相应的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到位，由此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新农村建设。以对农村土地权利的法理学分析为视角，探讨了保障农民权益的方法。认为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政治手段。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土地确权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理论思考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已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但理论界及业界对土地确权仍存有疑虑:一是确权是否会导致土地私有化;二是确权可能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三是确权可能有违初衷,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对于这些问题,应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发,结合马克思产权理论和中国农村国情,厘清农村土地确权不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确权有助于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保护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应在农民享有土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下进行,即农民享有长久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和获得合法合规的土地流转租金与履行耕地保护义务、遵循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相一致。农村土地科学、规范、有序流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农村土地何以成了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从主要关注的角度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失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农民是否应该获得更大更多土地权利的问题,三是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前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