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补偿对农户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来自四川、湖北、上海和江苏的典型实证

以试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上海市闵行区及江苏省苏州市,以及尚未实行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6个典型区域93个村庄940名受访农民的调查为实证,探讨经济补偿对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农民感知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补偿明显增强农民在改善耕地生态环境、维持耕地数量不减少、确保农地用途不改变、平衡耕地质量不降低等方面的积极性; 经济补偿显著提升了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评价,已接受经济补偿的农民对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较未享有经济补偿农民对耕地保护成效的综合评价值高0.143; 受访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功能环境认知、区域发展环境状况及政策自身因素均对农地保护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林权改革、产权结构与农户造林行为——基于江西、福建等5省7县林改政策及415户农户调研数据

对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湖北等省7个重点林业县林改政策(System)进行分析,研究出对农户造林行为有影响的农户产权结构(Structure),并将权利量化后作为自变量对农户是否造林、造林面积和造林投入(Conduct)进行定量分析,并得出绩效评价结果(Performance)。分析结果显示:现行林改政策确实起到激励农户造林的作用,但尚未达到促进农户加大林地投资的程度;不彻底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改革加重和扩大权力寻租的负面影响;现行林权抵押制度未能解决农户造林资金缺口问题。     

湿地保护背景下禁渔政策农户响应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鄱阳湖区的样本数据

利用江西省鄱阳湖区11个县(区)的1 009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禁渔政策的响应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参加技能培训情况、农户类型、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耕地面积、农户对湿地生态功能了解程度、接受湿地补偿政策意愿、农户对村干部的信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响应禁渔政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所在村距离乡镇政府远近、纯农业户数、是否获得过湿地补偿及重新获得满意工作的可能性等因素对农户响应禁渔政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惠农政策研究

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通过安徽省惠农政策实施情况的问卷调查,运用满意度测评方法对安徽省惠农政策实施绩效进行实证分析.调查表明,整体而言,安徽省现阶段惠农政策农户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对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表示认可.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政策认知程度低,执行手段单一,欠规范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户满意度.据此,提出提高基层部门政策执行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执行力评估制度以及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等对策建议.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现状及其原因分析——基于湖北省部分县区的问卷调查

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现状及其原因,为促进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和完善农民参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意愿不高,参与程度较低,缺少全程参与,参与方式单一;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民的年龄、是否为村干部、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农民对农地整理政策的认知、农民对农地整理益处的认知、农民参与被鼓励和重视的程度。提出政府应重视农地整理政策的宣传工作,提升农民的认知水平,支持村干部发挥带头作用,规范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程序,鼓励耕地流转,以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农地整理项目。     

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6年全国7省共3500户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林改相关政策、农户家庭林地经营情况3个方面分析了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影响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外出打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数量比例、户主是否从事与林业相关的经营活动、户主是否干部、户主是否接受过林业培训、林业科技服务需求意愿、森林保险的需求意愿、家庭林地面积对农户参加林业专业合作社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眼中的“新农保”：认知、意愿与评价——基于湖北省4县763位农民的调查

新农保是我国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风险"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设计。充分了解当前新农保的客观运行状况与广大农户的主观认知评价,对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湖北省4县新农保实践调查发现,当前广大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整体上处于相对了解、比较理性、保持乐观的状态,绝大多数农民对该政策的实施表示赞同并积极参保,但对补助金额大小、基础养老金发放、政策的稳定性、宣传动员方式等具体实施环节还存在不满或担忧。为此,应当坚持在"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农保的作用以保证农民最优化的利益实现,科学管理新农保的各项实施环节,增强政策的普惠、福利功能;合理促进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当代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积极拓展新农保的宣传渠道,促进新农保"全覆盖"的实现;灵活规范新农保的制度实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     

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宝丰县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选择秸秆还田意愿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预期收益、对焚烧秸秆危害的认知程度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性别、学历、家庭收入结构、家庭种植规模、农户秸秆还田的预期收益、政府对秸秆还田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府对焚烧秸秆的处罚力度是影响农户秸秆还田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基于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调查

气象灾害的发生会给农户造成重大损失,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在灾害发生时会给农户提供抗灾政策支持,农户对抗灾政策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抗灾政策的有效实施。选取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三类因素中,户主特征中的户主性别、务农年数、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特征中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外部因素中的获取灾害信息的手段、给予灾害措施的机构以及灾害发生时是否得到资金补贴、技术指导和物质补贴等因素对农户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户口类型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项农业补贴政策,在理论分析了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响应,并运用"江西省农业补贴与农户耕地耕种变化"专题调研的390份问卷,实证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农业机械化提高、低毒农药的使用、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力投入天数、农田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绿肥面积和施用农家肥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粮食直补对促进低毒农药的使用和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兼业农户的低毒农药的使用影响远大于专业农户,对专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的使用影响要大于兼业农户;良种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先进农业技术使用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激励作用要大于兼业农户;农机具购置补贴对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的农业化水平提高都有显著影响,对专业农户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兼业农户。研究最后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几点建议:改变福利式的农业补贴形式,整合资金形成合力;针对农户耕地保护的具体行为表现,找准农业补贴政策的切入点;减少政策实施运行成本,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意见。     

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个体响应及影响因素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在以小农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户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响应程度尤为关键。通过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农户响应机理的解析,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户融合认知、融合意愿与融合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户价值认知、融合意愿直接影响其融合行为,政策认知与风险认知通过融合意愿间接影响融合行为,种植年限对融合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对融合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及地理位置差异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的融合行为决策。因此,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要在提高农户融合政策认知度的基础上强化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个体的参与能力,并积极引导融合主体探索多种形式的融合发展模式。     

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分析——兼论农村的扶贫现状

利用五省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村扶贫的现状及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主要的致贫原因是患病。现阶段,农民普遍认为所在村贫困户的选择和扶贫项目的安排比较合理,并且村及户层面的扶贫效果都比较好;但同时,有约12%的农民对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不太了解。进一步,建立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二元选择模型,发现:所在村贫困户选择是否合理、扶贫项目安排是否合理、人均纯收入水平、年龄、是否患有大病、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生活污水是否通过管道排放,是影响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评价的重要因素。从扶贫政策相关因素来看,农村贫困户的选择越合理,到村的扶贫项目安排得越合理,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成效的评价就越高,说明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应该在扶贫资源合理、准确配置等方面继续发力,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成效,实现国家扶贫脱贫战略目标。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集体林改政策满意度及森林经营意愿研究——以福建三明宁化县为例

基于福建三明宁化县116户林改户的实地调研问卷,探讨了该区集体林林改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各相关因素对林改户参与森林经营意愿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愿意参与后续森林经营的比例高于不愿意的比例;而在影响农户后续森林经营意愿的诸因素中,林业收入预期会增加、林地分配是否合理、打工收入是否为家庭主要收入、家庭人口数、有无环保意识是影响农户后续造林意愿的重要因素.     

地权结构和村庄民主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在民主实施集体林权改革的要求下,通过中国南方集体林区658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步法Double-Hurdle模型重点研究林地产权结构优化及村庄民主程序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优化具有显著的投资激励效应,而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激励效用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村庄民主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投资激励效应,主要是林地通过使用权与处置权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为村庄民主程序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对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的感知、认知与信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政策启示：（1）虽然新一轮改革具有一定的投资激励效应,但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林地产权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基层政府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推进改革配套政策有效落实的空间,尤其是要重视林农收益权的提升;（2）相关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引导农户正确、充分地认知其对于自身林地资源享有的权利,增强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与信心,以加强政策效能;（3）政府仍需推进村庄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运用村庄民主程序显化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以辅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