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

当前,中国的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新时代,城市群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导地区,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整合资源和产业链,强化分工合作和一体化,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形成长江中游经济区,使之成为世界规模级的人口、城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带,成为引领和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对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进程与路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其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美俄博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江中游城市群不能走现有城市群发展的老路,其路径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应该创新先行、智慧驱动,成为我国跨界合作开放发展先行区,社会主义城镇化示范区,世界智慧经济增长极.为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必须迅速克服其当前外向型经济水平低、全球分工参与不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心功能与地位被人为弱化等问题.分三步走,创建跨界协同发展基金,打造武汉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打造长沙和南昌国家级智慧城市,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陆空铁三角,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自贸区,推进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中心城市国际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重要保障.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建立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湖南和江西3省与沿海地区相比差距仍在扩大。充分发挥以大武汉为核心、以长沙和南昌为支点的城市圈作用,携手打造长江中游经济区,是解决共同面临着“中部凹陷”的问题、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     

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腹地经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和工业化后期的战略意图相结合,需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相结合。本文利用1991-2010年数据,对比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构建模型,对消费、投资、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等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为认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及不同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外资利用四个层面分析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因素,最后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全域、湖北和江西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先增后减再增的"N型"特征,湖南则呈"正U型"特征。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科技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因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均存在一定的影响,且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基于城市流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作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的重要指标,城市流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大小和相对经济地位的高低。基于城市流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群内34个城市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发育初步阶段,整体城市流强度不强,经济实力较弱;武汉居于群内城市等级体系的最高层次,长沙,合肥,南昌为区域内次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的城市流规模较小位于城市体系的末端;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远高于其他城市,但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研究提出需要通过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强化城市间交通设施建设,来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区位因素对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的影响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以公共选择学派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引,从外部视角出发,沿着“区位因素—赋能结构—环境规制收益结构—环境规制选择互动均衡”的分析范式,对流域和边界区位因素向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选择的赋能结构、对流域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的影响效果及影响机理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区位因素对流域城市群的环境规制互动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无论是流域还是边界区位因素均加剧了其向低水平同质竞争均衡退化的风险,但不同区位因素对区域环境规制互动升级的干扰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流域因素主要借助其复杂的赋能结构来引导上游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并凭借其对低水平环境规制的优先选择权迫使下游地区采取跟随性的环境规制方案,最终诱使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境规制互动退化为低水平同质竞争均衡;与此相对,边界区位因素则通过其单一的赋能内容和非均衡的赋能范围来改善边界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的政治激励,提高边界城市实施低水平环境规制的政治政绩,刺激边界地区采取低水平环境规制策略,最终使得边界地区的环境规制互动陷入低水平竞争均衡的陷阱。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阻碍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规制互动升级的障碍有二：一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     

长江经济带重点城市群发展研究

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长江经济带以其横贯东中西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常态下重塑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三大两小”的城市群布局,有利于聚集长江沿岸产业和人口。结合各自发展基础和优势条件,各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重点。为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发展支撑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在规划、创新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     

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以沿海地区开放开发战略为标志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和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国土开发格局相应地由沿海先行进入到沿海沿江并重时代,而沿江发展战略也由长三角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推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对于统筹长江流域和全国国土开发、促进中部崛起、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研究——基于鄂湘赣皖四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差异的比较分析

建设生态文明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共性,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EKC理论,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1995—2010年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数据建立了计量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其趋势,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了环境污染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省际之间的差异。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的政策建议。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

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论坛综述

2012年2月10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三省会商会议"在武汉召开,三省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贯彻落实三省会商会议精神,推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加快建设,鄂湘赣三省经协主管部门和三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并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承办的"长江中游     

明清市镇的功能分析——以长江中游为例

明清时期 ,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之一。本文以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 )为例 ,试图从五个方面对明清市镇的功能予以剖析 :第一 ,市镇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第二,市镇具有为长距离贩运贸易提供便利条件的商品流通功能。第三 ,市镇具有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第四 ,市镇具有商品加工及生产功能。第五 ,市镇具有边缘社会的诸种功能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算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网络结构和绿色发展绩效,识别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对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外向关联度显著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而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存。异质性分析显示,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回归结果与基准保持一致,而成渝城市群两类关联度均提升了绿色发展绩效;2014年以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而外向关联度对绿色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变大。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影响绿色发展绩效的重要机制。     

略论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近代长江中游通商口岸研究之一

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入侵和国内商品经济缓慢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地处川楚贸易枢要之区的沙市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一方面,它逐步丧失了原有的自然发展状态,被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它则摆脱了以往发展的相对迟缓,增加了许多近代化的时代特征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近代沙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传统商人组织的不断发展.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

本文基于运输成本和网络分析方法,重点探究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物流-经济网络及其空间组织战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城市交通物流竞争力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是第一层级,和长沙市和南昌市相比,武汉市遥遥领先;湘鄂赣三省都已初步形成大致均匀和相对紧密的运输成本空间格局,长株潭城市群更加均匀分布,交通物流联系网络较为密集。武汉的交通物流枢纽地位十分突出,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一枝独秀",是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物流-经济网络发展的"龙头";目前,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和密切,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一些城市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环鄱阳湖城市群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中的地位有待提高,需要积极主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构建,加强中心城市增长极功能的培育。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有所不同。二仓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担负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影响。     

专家学者汇聚武汉助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论坛”在武汉召开

2012年2月26日,鄂湘赣三省经协主管部门和三省社科院共同主办,并由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承办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论坛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论坛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