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长期以来,反规避作为反倾销的延续和发展,在反倾销法上曾一度被指责为理论目标与现实相冲突,尤其是在反规避被理解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背景下,对反规避性质的界定更多是否定意义上的。从辩证角度看,反规避不仅具有合法性,也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反规避立法与现有的法律体系具有相融性和协调性,反规避法调整的后果事实上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所以,正确认识反规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对国际反规避统一立法和我国反规避立法的完善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中介组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实证分析

以社会性和中介性为基本特征的中介组织与市民社会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而对正处在转型期并加紧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来说,中介组织的作用和意义显得格外重要。主要以温州商会为案例并从内在合理性与合法性和外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去探讨中介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均系于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仅是中介组织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及加入WTO的中国必须关注的两个根本问题。     

反规避立法: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作为反倾销法的一部分和新发展,反规避立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论文首先以法经济学的方法论证了反规避立法的合理性基础,接着,从反规避立法的价值目标的角度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最后,论文从反规避立法与WTO法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反规避立法的合法性问题,指出在WTO法律框架之内对反规避立法的合法性不存在实质性的否定,而是处于一种不明朗的灰色状态。     

论核心价值观的原始发生:合法性与合理性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研究核心价值观之原始发生和核心价值观本身的两个维度,须优先加以确定,因为由谁来制定比制定什么更具原初性.从可能性意义上说,个体、组织和政党都可能是核心价值观的制定者,因为其存在的合理性乃是其拥有制定权利的先天基础,这既是承诺也是共识.然而,只有政党才是事实意义上的制定者.何以为此?从深层意义上说,个体和组织并非没有意愿而是通常无法完成此任;从表层意义上说,政党拥有着为个体和组织所无法拥有的物质(政治上层建筑)和精神(思想上层建筑)条件.事实上,权力者集团通常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核心价值观的,也以承诺的形式实现价值观的.然而拿什么证明这种名义和承诺是合理且合法的呢?辩护与批判是我们研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两个立场;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是我们解决核心价值观的根本道路.     

回族与科举制

回族对汉文化的学习基本上是在科举制下进行的。儒家文化基于其特有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通过科举在回族中普及汉语,促成回族内部由思想的儒化以至习俗的汉化,将儒家文化深植于回族的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回族人民积极追求"儒与回相表里,因一以贯之"的思想境界,力求使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在理论上相互适应,从而确立儒家文化在回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独具的特色。     

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背反与统一

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会呈现背反的情形。这种背反的根本原因在于恶与历史发展相关。然而,恶在历史领域里的杠杆作用（恶的历史品格）并没有因此消解其在道德领域里的否定性品格。历史进步的终极性善只能是体现两种评价的尺度,因此,合理的社会评价必须是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     

论城镇化背景下小规模幼儿园的合理性——基于小规模幼儿园不合法性的反思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并将持续到未来的几十年之后,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在城镇化进程中小规模幼儿园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具有＂广覆盖、保基本＂的普惠性质,对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元学前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价值。认识误区和政策歧视使具有平民性质的小规模幼儿园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遭遇合理性与不合法性的剧烈冲突。地方政府需要反思政绩观,转变政策理念,从底层民众的立场出发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发展小规模幼儿园。     

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

科举在明代达到空前完备,科举选才、授官一体化造就了大批人才,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然科举最终走向末路,在清末不得不废。自科举废除后,学界对历行1300年的科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科举定性及明清时形成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的认识与评价,始终成为科举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学者争论最烈,分歧最大。梳理明代科举研究脉络,可对科举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科举制评析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以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兴于隋,盛于唐宋,废于清末。它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方现行文官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文章对科举制的弊端和镜鉴价值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国内科举制研究的脉络及其进展

国内科举制研究在1921—2007年近86年里,经过长期跋涉逐渐走向繁荣,科举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未来的科举制研究应避免落入传统的"学科壁垒"的窠臼,并加强科举制的文化研究。     

理性的历史演变及中国社会的理性建构

近代启蒙哲学家开创近代理性主义以来,理性思想经历了"独断论"、"批判理论"、"辩证理性"、"技术理性"、"社会批判理论"、"交往理性"等的历史演变,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思想家,从自己所抽象的理性理论出发批判、补充前人的思想,却难免从一个片面理论走向另一个片面理论,这种理性的历史演变虽难以穷尽,但其核心却揭示:具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应是一种肯定"技术理性"系统之外的"价值理性"系统存在的价值的理论.整体性的理性思想和肯定价值理性的理论为当代中国社会培育理性精神,达成技术理性、价值理性、艺术理性的统一,实现理性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的演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合法性支持演变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政绩一直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政治合法性是特定支持,即让特定群体受益,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自胡锦涛同志执政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强调政绩的同时,追求政治制度本身的价值,以期实现对政绩和价值的统合,这将是长期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     

技术理性的历史进路

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技术,也离不开指导人类技术实践活动的技术理性。技术实践是一个动态历史过程,因而技术理性也是动态发展的。技术理性的历史进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两者之间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原始张力;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导致技术价值观的工具化倾向;从现代工业文明反思传统技术理性观的结果就是张扬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使技术成为追求多元价值的一项实践活动。     

科举与自考：从比较到借鉴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分别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 ,彼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考试对象与考试层级、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考试组织与考试管理等角度 ,对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进行微观比较 ,可使科举的经验与教训给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忠实的历史警醒。自学考试应改革考试内容、拓展考试功能、严明考试纪律 ,使自身得以在激烈的教育竞争领域继续生存并保持长远的生命力。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涵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     

从考试科目与内容看"科举学"的广博性

科举学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内容具有广博性和现实性.探究种类繁多的科举考试科目和宽广专深的考试内容,既可从一个角度展示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可为当今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历史性的合理性与合理性的历史性--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合理性是困扰着当代哲学和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终结了传统合理性的抽象的幻影,开启了走向真实的合理性的思想地平。     

儒学社会中王朝的合法性及其历史建构

儒学社会中存在着某种超越于诸朝代之上的有关王朝的角色设置即王朝角色。王朝的兴起或更替需要满足整个社会对王朝的角色期待,并且这种期待成为王朝自身合法性的来源。正是各个王朝对王朝角色的共同认知、扮演及其所引起的角色失败、角色更替,才共同促进了儒学社会的不断变迁。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