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

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给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已逐渐迈进了"内涵式"建设的轨道,但在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社会救助政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托底性"地位,决定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将社会救助政策作为重点突破口。应当结合"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重新反思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应从基本价值理念、宏观福利治理和微观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对我国农村反贫困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犯罪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我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紧迫性要求,而我国以扶贫开发为主的反贫困政策导致反贫困的不完备性,扶贫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个体的一部分贫困问题。由于政府责任缺失,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与运行状况不理想。我国农村的反贫困体系应该包括扶贫开发、社会救助和产业救助三个方面。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以可行能力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城镇贫困——兼论“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不足”

阐释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可行能力"和"贫困"的理解,从可行能力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全面地看待中国城镇的贫困问题,指出了以收入的视角看待城镇贫困的四点不足:没有考虑到不同的贫困家庭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转化为享受良好生活的不同的能力;会出现"信息的扭曲";忽略了社会氛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还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不足。最后,联系森的相关观点,阐述了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者获得实质自由:中国富人应该慷慨捐赠;政府应该积极完善"低保金"以外的其他社会救助措施和政策;让贫困者参与到与社会救助有关政策的制定当中去。     

就业援助: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取向

社会救助立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业援助既是就业促进的重要措施,又是社会救助的根本方式.就业援助通过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提供就业培训、就业岗位、就业服务等援助实现就业,从源头上使受救助者脱贫致富,有利于实现贫困者生存权和发展权双重并重的效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社会救助法立法应遵循就业导向、向能力贫困者倾斜、生存保障与就业促进联动等原则.     

当前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反贫困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的反贫困行动体系存在社会救助体系不协调、反贫困政策过程中缺少贫困者参与等不足.专业社会工作者作为反贫困问题的专家,在反贫困过程中可以充当贫困者需求评估者、资源联结者、专业增能者以及贫困者利益代言人等多个角色,其介入反贫困行动能有效地克服目前反贫困政策的不足,有助于提高反贫困政策的效率.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从生存维持到生活质量:社会救助功能创新的实践审思

提升贫困者的生活质量是社会救助功能发展的新趋势。生活质量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主观生活质量和脱贫能力发展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我国新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不仅规定了对贫困者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而且将其社会融入、心理慰藉及脱贫能力提升等内容也纳入其中,包含了提升被救助对象生活质量的政策功能。但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新的制度功能目标尚未得到有效落实。政府部门应尽快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提升救助能力,加强对社会救助资源的动员和整合,以应对社会救助功能创新的实践困境。     

社区:消除城市贫困的实践和机制

在制度性救助日臻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构筑与之互补的民间救助网不仅空间巨大,而且有许多行政所不具备的功能。如多样化服务、社会资源动员、促进贫困者参与扶贫、给困难群体以精神救助、促进不同阶层的互动以利于社会整合、根据困难群体具体需求细化服务等。本文对社区扶贫从机制创新角度进行探讨。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回顾与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需求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壁垒和社会政策的缺位,但通过回顾,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前进脚步从未停止。而农民工作为政策的利益攸关方和受益者,从被动服从政策安排转向积极寻求政策需要,政策制订必须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出发,才能让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初衷与预期结果完美契合。     

社会救助、政策排斥与社会管理

政策排斥是客观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两面性等特征。资源稀缺性、社会问题复杂性、决策信息不对称,决策与执行者的价值观、素质与能力等都会影响到政策排斥性问题的形成与产生。消极性政策排斥的危害是不可低估和轻视的,基于政策排斥的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弥补政策自身不足的客观需要,而且是推动社会管理实践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政策议程》、欧盟扩大与欧盟社会政策

欧盟《社会政策议程》把社会政策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核心议题是实现欧洲社会模式的现代化。为了使新成员国的社会政策体系适应社会欧洲的建设需要,实现社会政策体制的顺利并轨,欧盟与新成员国签订了旨在提高新成员国社会保护水平的政策性文件,从而把新成员国纳入了欧盟的社会政策体系。欧盟还积极调整结构基金,帮助新成员国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提高其社会融入水平。由此,欧洲社会模式随欧盟扩大而扩张到了新成员国。     

社会政策学导引

社会政策是研究国家与其公民的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把国家和社会的作用纳入到个人的"福利组合"中去的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达国家尤其在欧洲,社会政策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社会政策学科价值理念如下:以"公平"与"人权"为基本价值观;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以"公民参与"为基石;以"渐进主义"为发展策略.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也表现出四大鲜明的特点:研究领域的边缘性、交叉性和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具体化与技术化;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门化.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关于社会政策创新的思考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难抉择。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平等；只强调公平，则又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任何一种畸轻畸重，都会损害社会良性运行。当前，社会公平失衡问题比较突出，引发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达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促使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就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通过累进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和职业变迁等社会政策的实施, 来纠正偏差, 创造出更高的效率和较大的公平。     

内部市场与统一的社会政策

内部市场的正常运转和稳定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统一的社会政策对于内部市场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商品再生产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内部市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是内部市场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统一的社会政策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体现.作为协调、改善和稳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内部市场范围的社会对话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论少年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与条件.因此,预防犯罪也应多管齐下,不仅要着眼于对犯罪人给予刑事处罚,而且要采取更为广泛的社会预防政策.对于少年犯罪尤其如此.家庭、学校、社会是预防少年犯罪的三道防线.要从根本上遏制少年犯罪,治本的方法是改善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将工作重点放在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优化上,并注重对于特殊少年群体的特别对待.     

政策预期与政策认同及其对于社会公正的意义

社会公正问题,既是社会政策的问题,也是人民心理认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的问题。如果人们对于正在施行特别是未来将要施行的政策所能给自己的利益带来受益或受损的情况有所准确判断,那么就说明社会具有较高的政策预期值,反之政策预期值就低。而由于政策的调整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将在实际上导致一些人的受益和另一些人的受损,这就产生了人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倾向问题。这种政策认同程度的高低与政策预期值的高低一样,都将影响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