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洋务运动浅议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洋务派为本集团自强而开展的兴办洋务的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作用是不同的,洋务运动既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客观上又有加速封建制度解体,促使社会进步的一面。     

“中体西用”论平议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简称中体西用论)是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部分具有某些变革要求的洋务派的意识形态,曾经被洋务派贯彻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如我们不能对洋务运动简单弃置一样,对“中体西用”论也有必要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考析和批判。     

十年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

<正> 洋务运动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80年、1982年、1985年、1987年分别在长春、上海、兰州、汕头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洋务运动讨论会.一大批学术专著、论文和资料先后出版和发表.洋务运动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综观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就洋务运动的起因和评价标准、洋务派与洋务思想、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铭传“重商”评议

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刘铭传,在首任台湾巡抚的六年(1885—1891年)时间里,他的“重商”思想言论、措施行动,对于推行清政府及其洋务派的“求富”政策,发展台湾地方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评议刘铭传“重商”,可以从区域的角度,认识洋务派人物及其主持下的洋务活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刘铭传“重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试论洋务派认识的深化过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社会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伴随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的思想认识也呈现出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的进化历程:始而只着眼于西方的“坚船利炮”,继而扩展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最终则难能可贵地发现近代民主制度是西方社会的“立国之本”.反过来,对中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则明显地表现出愤闷和失望。这种思想苗头,与八十年代中叶兴起的早期改良思潮相得益彰,汇聚为九十年代末维新变法运动必不可少的“前奏曲”。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正>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学术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从研究洋务派代表人物洋务思想的角度,考查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入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想,已有专文论述。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研究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探讨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强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的主导思想却在于“求强”与“求富”。以往,人们常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尽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中体西用”乃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之一。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正> 目前,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看来,很多论者对“洋务”、“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等概念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为了便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有必要对上述名词的来源和含义作一番考察,并加以评论。     

殷商文化论著目

七、历史地理 周武王克殷年代考 黄宝权等《华南师院学报》(哲社)1979年第4期 商代的马和养马业 王字信《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尚书·汤誓》校释论 顾颉刚等《郑大学报》(社科)1980年第1期 《尚书·尧典》与氏族社会 李民《郑大学报》(社科)1980年第2期 卜辞中的天、神、命 夏禄《武汉大学学报》(哲社)1980年第2期 “宁信度而不信足”辨——评《试论殷代的众、众人与羌的社会地位》本毓祖《求是 学刊》1980年第2期     

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综述

1991年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于12月6日在中南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洋务运动与湖北经济”。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洋务运动的下限与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洋务运动”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只是一些洋务派官僚的活动。据此,似应将它改称“洋务活动”为宜。洋务活动的下限应是1911年。19世纪9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夕这段历史时期可看作“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这段时期,洋务派经济活动的特点是:活动中心从沿海向内地、特别是向内地中心城市武汉推进;活动领域从工业、矿业和航运、电报向商业、金融、铁路和农业扩散;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限于军事工业、棉纺织业,而且考虑到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与铁路;后期追求技术的先进性特别突出;洋务派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了,开始考虑产品的国内外两个市场,工业结构中不仅有进口替代型,也出现了出口外向型。“洋务运动”后期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古老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生可能还要推迟许多年。关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二、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并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它们在华势力的扩张;三、洋务派虽然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姜铎文存》

《姜铎文存》于今年(1996年)7月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书评”四大部分.侧重于时代、事件、人物三大方面,计论文68篇,共60余万言.书名副标题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论丛》.中心是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这是老友姜铎半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学术成果,对该学科的建设有巨大贡献.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