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全事件”之我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改流,是以“凤全事件”为导火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面展开的。因此,深入研究“凤全事件”这一课题,不但对研究“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使我受益非浅,可又觉得一些“定论”实不敢苛同,确有待商榷之处。本文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正。     

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     

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清末川边兴学概述

二十世纪初,即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对川边藏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在川边地区广泛兴办学堂。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交往,促进了这一落后地区的开化,也为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对研究清末川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川藏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川边,即指原西康省辖区,主要为藏族居住地。川边界于川藏之间,南接云南,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十九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的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广西“改流复土”浅语

“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种政治改革,它在中国历史上历时甚久。对此,论之者不少。但是,与之背道的“改流复土”,论之者往往数语而罢,未予深涉。现不揣浅陋,献芹于识者之前。一、“改流复土”概况改流复土,顾名思义,指中国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地区原实行的羁縻制或土官制改流官制后旋复由民族土著世袭首领统治。封建王朝中央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始于明洪武初年对忻城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清史及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善后措施做一初步的探讨。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全面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时,不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不能回避它。改土归流是一个全过程,而善后工作则是整个改流中的重要一环。如果抛开了善后措施,只从改流的手段及具体实施过程来评价它,那是不全面的,也不可能得出中肯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属西康之康属地区。故也有“川边”、“康区”之称。该区教育渊源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发甚晚,初始于清末“川边改流”之际。其历史大体可划分为清末“兴学”、民国的颓废与复兴、新中国的大发展三个时期。一、清末“兴学”(1907—1911年) 1.清末兴学前的藏区教育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

历史上,土司制度在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过很长的时间。明时,广西土官叛服不常,影响了王权的尊一,曾有改土设流之议,但因条件未臻成熟,终被弃置。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这对广西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改流较彻底,有的则遗留不少问题。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朝末年川藏边路之“新政”

清政府晚期为了达到“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的目的,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与新政,而“利交通、速文告”便是其中的重要施政之一。为此,清政府在川边与西藏之间采取了辟治道路、安设店栈、改革乌拉制度、设立塘站、架设邮政线路等措施。文章对相关的过程进行了仔细地梳理,认为清政府实施的开通“边路”等开边新政措施不仅深得边地民众人心、促进了川边藏地的发展,更是川边藏地现代化的先声,同时,对于整个西南边疆尤其西藏地方的稳定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