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士祯的神韵说

诗发展到明代，特别是明末清初，似已到了穷途末路。面对诗坛百年来积重难返、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王上恢打出了以王孟为宗的旗帜，倡导神韵说，想以此革新一代诗风。然而后世对神韵说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甚至失之偏颇。倡导肌理说的翁方纲认为，神韵是“彻上彻下，无所不该”，把神韵说理解为一个没有个性的大杂烩；以标榜“温柔敦厚”为诗的沈德潜认为，神韵即“味在酸咸外”，而对王士须肯定的“金翅掌沧仅”的沉着痛快之作只字不谈。为全面理解神韵说，还神韵说以本来面目，笔者拟从神韵说内涵、学诗途径，其价值及其影响这三个方面来阐…     

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王士倡导的“神韵诗”是对清初激越诗风的一种修正与发展,而乾隆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待问,既是对“神的诗”说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清末诗歌革新开了先声。这两次诗风转变实际上构成了连接清初和清本诗歌创作鼎盛的桥梁。经过这两次诗风转变,清诗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神韵辨

王士祯为清初诗坛领袖,吴陈琰评其诗说:“先生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摄其大凡则要在神韵。”(《蚕尾续集序》)《四库全书总目》云:“士祯论诗,主于神韵。”(卷一九六《渔洋诗话》提要)王士祯虽主神韵,却没对神韵这一概念作过明晰的阐述。人们对王士祯之所谓神韵的传统解释是“风神韵致”。不过,“风神韵致”四个字并非比“神韵”两个字好懂,所以这种以古解古,等于同义反复,并不能说明问题。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闻一多《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诗学会通

闻一多“以诗解诗”与“以诗选诗”相互贯通。闻一多《唐诗杂论》以“诗人学者”的视角解读唐诗,推崇诗歌的情感力度、诗人的人格高度。闻一多《唐诗大系》则以选代评,以“学者诗人”的视角编辑情感力量充沛的唐诗选本。引领唐代诗风转型、强力表现人生痛苦及淡泊情怀的诗作,是闻一多联结《唐诗杂论》与《唐诗大系》的核心文本,理论研究与选本品鉴的诗学会通最终体现为才情与学识的交织。     

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倾向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也像梁实秋、闻一多一样,有着从浪漫主义转到“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新月的态度》、《秋》、《猛虎集·序》等文章上,但学界对此尚未有过论析。其转变的原因是,自1926年起,徐志摩像闻一多一样受到梁实秋所宣扬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古典主义倾向着重在艺术的理性节制、标准的规范、常态的人性等,即总体上在艺术的“健康”与“尊严”的审美追求中展示出来。     

高山流水闻梁情

1920年．梁实秋发起组织了一个清华文学社,闻一多等人加入。由闻一多任书记,梁实秋任干事．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间的亲密交往。两人志趣相投,对政治、人生和艺术的诸多认识都很一致。正如闻一多日后反复对梁实秋说的那样：“我唯一光明的希望就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人世间得一知己足矣,二人惺惺相惜,真是佳话一桩。     

世俗化:杨维桢评价的一个侧面

在元末文坛上,杨维桢以其纵横奇诡的诗风独步一时,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元明清三代均不乏推崇杨氏之诗者。或曰:其诗“出风雅之变,……与风雅并行不悖”,实为诗三百之“余音”。或曰:其诗“震荡凌厉,骎骎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也”等等。然而,我们     

王士祯“神韵说”探幽

“神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与文艺批评中一个源远流长的范畴，经历了从品藻人物、评论绘画到品评诗文的转变，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对“神韵”均有论述。王士祯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将其充实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王士祯“神韵说”的内涵概括起来有：1）“神韵天然，不可凑泊”；2）“余味”“余意”、含蓄深远；3）冲淡清远的诗风为尚；4）兴会神到、“伫兴而就”。从对李白诗两首——《夜泊牛渚怀古》和《玉阶怨》的分析可以体会“神韵说”的韵味。     

论闻一多诗歌的色彩美

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是他在中国新诗创作上的创新之一。本文试从闻一多诗歌传统物象的纯色之美、自然与现实的色彩对比之美和理想生活中的色彩斑斓之美三方面探讨闻一多先生一生追求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生命色彩的美。色彩虽有不同,但闻一多先生“美的精神”永恒。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功业卓著的帝王。他不仅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还以其诗作揭开了唐诗风流的篇章。唐太宗处在梁陈以来浮艳柔弱的诗风向唐代刚健宏阔的诗风转变的时期,他的诗风,既是对前朝诗风的纠正,也是对唐代诗风的开创。正如《全唐诗》(卷一)所评说,李世民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然而,以前的文学史家对李世民诗歌在唐代诗坛的地位,却肯定的少,贬责的多,认为他喜爱齐梁文风,指责他的诗是“淫靡浮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脱帽怀铅出”释意

鲁迅在杂文《头》的篇尾,写了一首“用来吊卢骚”的诗,为: 脱帽怀铅出,先主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诗的后三行容易理解,首行意见不统一:或认为首行与第二行都是写梁实秋的,描述梁实秋“脱下帽子打招呼,却由怀里抽出铅刀”;或认为“脱帽”是晚清“卢骚帽”的别称;或认为“脱帽”是忏悔的形象说法,脱下帽子,表示忏悔。上述三种理解,第一种与鲁迅自述写此诗是为了“来吊卢骚”不相符合。第三种有     

《女神》的“力”与时代精神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动”和“力”的表现,“五四”是除旧布新的时代,破坏旧世界的“动”,创造新世界的“力”,交织成狂飙突进的时代进行曲。郭沫若是当时诗歌领域里除旧布新的一名骁将,《女神》跳动着“五四”新潮的时代脉搏,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在诗篇中得到高扬。当时,郭沫若由于受惠特曼飞扬蹈励的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像火山爆喷的《女神》。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所动荡了。《女神》体现了五四时期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的颤动。闻一多热情地赞扬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论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

闻一多在其早期受西方济慈等人的影响 ,认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 ,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并“纳诗于艺术之轨” ,坚持“做”诗并倡导诗歌的“三美”。然而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岁月的流逝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 ,他转而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文艺观由“艺术为艺术”变为“艺术为人生” ,从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成为“人民的忠臣” ,我们在其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中 ,看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