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说《论语》中的"义"

"仁"、"义"、"礼"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殷周"义"的内涵做了充实和发扬,贯通了"义"与"仁"、"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义"从属于"仁",是"仁"在作用层面上的体现;"义"是"礼"的目的和内容,"礼"是"义"的工具和形式,"义"落实凸现到现实操作层面就是"礼".     

从《文心雕龙》"用"的内涵读解刘勰的文笔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浮华的文风致使文章偏离根本,重文轻笔的现象也流弊日深.为匡正时弊,刘勰在著书<文心雕龙>时主张文笔并重的观点.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用"的内涵定位主要体现在"功用"方面;在文体分类上注重功用型体裁的收录;在文体写作上,为文的功用要求和功用影响体现了文笔平等观点;文章功用原则的贯彻,是纠正重文轻笔的有力工具.     

"中间物"、复仇及"油滑"--《野草》《故事新编》的传记学解读

运用传记学批评方法,结合鲁迅生平、思想,可以看出,<野草>体现了鲁迅的生命观、历史观--"中间物"哲学,体现了他绝望抗争的人生态度.从创作过程、鲁迅心境可以解读<故事新编>"油滑"写法的必然性及其意象、情节中的复仇情绪.     

论《淮南子》生命观的深层意蕴

古典名著《淮南子》在生命观上的成就达到了秦汉时代的最高水平。它不但首次提出了完整的生命三要素理论及其功能运作模式,而且其"神主形从"的生命建构原则实现了与现代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契合;它不但提出了"以内乐外"的德性生活方式,而且其"尊天保真"的生命理想诉求在真正形而上的层面上诠释了生命的深层蕴涵。     

论"人肉筵宴"与"厨房"的象征意义--鲁迅《灯下漫笔》启示录

"人肉筵宴"与"厨房"是鲁迅对"中国的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提出的两个比喻象征.它们成为贯穿鲁迅作品的一对固定意象,集中而典型地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整体批判.其"人肉筵宴"的制作流程必须具备四要素"材料"(百姓)、"工具"(封建等级制度,伦理道德)、"厨师"(统治者)及"厨房"(社会环境).其象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文化批判精神,是颇具深意的.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论明清历史小说中的"三顾茅庐"型求贤模式--兼谈"得人才者得天下"之兴废观

明清历史小说中出现了多个模仿"三顾茅庐"的求贤故事,遂形成一种写作模式。在此模式中,除"三顾茅庐"艺术上堪为经典外,其他的故事几乎都因模仿而流于平庸,艺术性普遍较差。但此模式描述了易代之际的一种最理想的君臣遇合方式,集中体现了"得人才者得天下"之兴废观。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濊”、“粟”语义考释

"濊"字的本义是"大水",濊族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二松花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朝鲜半岛的江原道和咸镜南、北道。"濊"作为族称,含义是生活在水边的民族。"粟"字的本义也是"水",粟末族所在的位置是第二松花江流域。"粟"作为族称,含义也是生活在水边的民族。喉牙音"濊"曾经发生了到舌尖前音"粟"的历史音变。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理解“问题之我见

前理解、解释学循环、历史间距、语言等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文本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依赖于读者的客观意义,理解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从相对理解走向绝对理解。正确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是有可能的和必要的。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 --从王维到苏轼

中国诗歌史上,就儒道释三家与自然山水的亲和程度考稽,当以释家为深,道家次之,儒家又次之.自魏晋诗人"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始,到王维"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直到诉诸"才学”、"文字”、"议论”的苏轼止,其诗作之所以仍令千载以下的读者动心、动容,就在于其合乎"本心”"本体”的自然和传达、表现得自然.王维与自然的"同一”状态,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圆融浑整,成为一种范本,追攀者认真的"炼饰”、"必须用力”的结果,是后期唐诗的日益人造化.苏轼的"用力”甚或"费力”,则从整体上转换了方式,其善喻、长于状物,亦成为回归自然的有效手段.因而苏诗之于王诗,是一种"诗心”的回归,一种自然性情的迂回归返,所谓"善学唐者莫过于宋”,也正基于此.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上）——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范畴的创造性

非常熟悉的范畴,并不一定是教读懂了的范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更深刻理解邓小平对"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精髓论",首先系统地界定了"解放思想"范畴,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双重蕴涵包括肯定性和否定怀两个方面;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微观方面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中观方面是确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方针和措施,宏观方面是正确地改革中国现实社会中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思想的行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所要达到的是"不要怕"的特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