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对“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运用艺术

<正>让改革的成果和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有制度的方法,有政策的方法,还有规划的方法,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让人民得利、得什么利,"惠及全体"必须是一个前置条件。我们必须统筹兼顾,不能疏漏某些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这就向领导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改革的红利有限,怎样公平公正地让每一个群体与每一个人都得一点利?如果改革的成果丰硕,怎样让人民科学合理地分享或共享改革的红利?这就需要用"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理念去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     

从管理到治理:社会矛盾化解的思维转变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该过程中蕴含着一个悖论性困境:改革需要政治社会的稳定,但改革过程本身又是引发不稳定因素的直接原因。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矛盾冲突的频频发生,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社会财产的损失、社会心理的失衡,甚至导致国家权威受损、执政党合法性遭受质疑。有鉴于此,如何有效地化解矛盾、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成了转型时期党政领导者必须面对的     

元旦踩踏事件对加强城市安全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启示

一个人口不断集聚的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正迫切需要突破当前城市治理能力的极限,以及将城市治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才能和世界一流的国际城市相适应,才能够和一个人口不断成长的现代城市的安全秩序和良好治理相适应。城市安全管理需要更加重视用"维权"来超越简单的"维稳"体制,是一个改革思路的突破。城市安全和秩序不仅要重视"维权",还要重视"维规"。对于提升现代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首先,最为核心的是强化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避免城市运行的非规则性和非规范性。其次,     

走出两重陷阱,实现公平正义

<正>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现代中国一直存在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深化改革,清理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在这次改革刚刚破局的时候,应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只有以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核心价值,才能走出极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探索

深入推进农村内部矛盾化解是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出发的战略部署,解决好农村内部矛盾问题,抓住现有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需要建立处置得当的矛盾预警机制和调解机制,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不断规范诉讼法律制度。     

新时期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出现了社会矛盾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胡锦涛同志指出：“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建立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力、权利与利益:利益博弈要素关系辨析

<正>权力、权利和利益是政治领域经久不衰的话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权利与权力不断调整配比的一个过程。我国在社会物质资料较以前更加丰富的同时,也出现了权力对权利的不断异化,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成为当前政治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综合考究,其实质就是要进一步优化权力与权利的配比,更加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实现全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深入剖析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内在联系,找准三者之间的平衡点,对于重新获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限政府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正>在当前治理视域之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各司其职,既相互独立、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成功的治理需要三者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在多部门治理中,每个部门都活跃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但不减损政府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政府在三边结构中负责社会秩序的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整合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促成改革共识的形成,这就要求在治理现代化中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论社会管理范畴

社会管理是人活动的形式。为了更好的认识和分析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建构一个理论的圆圈,这就是社会管理范畴。它是进行理论建构一个基础性概念,涉及到社会与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试论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精神的矛盾

理性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内涵逐渐发生了转变。从早期价值理性的确立,到工具理性的产生,再到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既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又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理性精神的矛盾性。     

领导者的进化

我们与领导者的矛盾关系也可以从进化中找到答案什么造就一位好的领导？美国大选在即，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确，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直到最近，还很少有人考虑过领导能力的起源问题。其实，领导能力是对集体行动需求的一种反应。一个组群的成员怎样决定要干什么、如何去干和什么时候干呢？一个很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一个人带头做领导，其他人都同意追随。在人类，这能力可能包括计划、交流、组群决策、能力认知、社会学习和冲突管理等等方面。虽然这些性状一般都和高层次的推理有关，但对领导能力的认知、适应可能早在现代人出现之前就已经进化出来了。     

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专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凸显。如何看待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并重的发展趋势?社会建设涉及哪些重要因素和方面,其核心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哪些重大问题、处理好哪些关系?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利益逻辑与中国改革的困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尽管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来看,改革显得越来越迫切,但困难也越来越大。改革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需要改革的各方面同时推进,达到平衡的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个理想。任何改革都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改革是在不平衡中进行的。实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整体缺乏活力,并没有出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当前,社会治理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基层民     

对待群众集体上访“七宜七不宜”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日渐增多,群众集体上访时有发生。由于群体上访的广泛性、突发性、动态性、明朗化等特点,一旦处理不当,就会酿成更大事端,危及社会稳定,制约改革和发展进程。如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出现的群体上访,成为基层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待群众集体上访应做到“七宜七不宜”。     

期待改革重大突破

<正>自2012年中国领导层换届以来,重启改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以此缓和社会矛盾,已成社会共识。但是,多个领域的改革步履维艰表明,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之初。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是不可错失的改革窗口,将关系到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我们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必须要有实质性的改革。考虑到如今利益集团之强大、社会观念心理之僵化,突破性改革     

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初探

通过对职业院校的体育课教学准备部分的改革,推动职业学校在体育教学方面的改革,从而加快职业院校体育课程建设的步伐。搞好职业院校体育课教学的改革是实现学院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体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在快乐、自信中发挥自己的语言表达、组织活动、协调能力,享受在自主活动中的乐趣,形成自己的健康性格,使学生充分体验到体育课活动中成功的欢乐与技术掌握和提高的喜悦,使职业院校的体育课教学改革,能促进职业院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终身体育相接轨。     

从权力内部的矛盾因素看权力制衡

权力是一个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其作用来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同时又是导致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从其内涵来看，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内在善与恶等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权力的特殊和复杂性．决定了对于权力的行使必须进行制衡，而其内部的矛盾因素则是权力制衡的重要依据。     

信访工作要有新思维新举措

推进科学发展必须解决好信访问题，这是由我国国情、党情、民情决定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只有解决好前进道路中的各类矛盾问题，才能确保科学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法宝，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信访工作是落实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需要，是凝民心、集民智、解民忧、帮民困的需要。在当前利益格局复杂化、     

一位县委书记的大实话

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有时需要一次次地“跑部进省”,八方“朝拜”;有时需要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有时则需要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甚至不得不“闯红灯”、“越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