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

论近代狭邪小说的思想倾向张云，杜志军以“狭邪”作为妓院的代称，其渊源颇为久远，而把“狭邪小说”作为古典小说的类型名称则始于鲁迅。鲁迅在其《小说史大略》和《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品花宝鉴》、《青楼梦》等单列一类，名之为狭邪小说、并将其基本叙事特征概括为“...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中州名家殷芸的《小说》

“小说”这名词,最早见于《庄子》,但以小说名“家”,并给小说下定义,指出它的意义和作用的,则是后汉初年的桓谭。他在所著《新论》(《文选》李善注引)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才合于小说的名实。小说,说之小者也。准此,则先秦诸子书中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无一不是小说,后世衍为长篇的平话、讲史、演义,则已经不是小说而是大说了。 最早以《小说》作书名 的,当以殷芸的《小说》为创始。据我考,大约凡是宋以前类书所引只称《小说》而不署撰人的作品,以他书所引遗文参证,往往就是殷芸的小说。 《梁书》和《南史》的《殷芸传》都不提殷芸著述,若不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人们很可能会把这位最初编撰小说的人忘掉。《史通·杂说》     

“先识造化”与“先识仁”——从关学与洛学的异同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及其转型

关学与洛学,同属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宋元学案·序录》云: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这里说的“大本”是指“道”,即儒道。张载与二程同承孔孟,同明儒道,故云其“大本则一也”。程颐曾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遗书》卷二十一下)“天”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含义,浑沦言之,张载与二程同以儒家所谓“天”为本,亦可谓“大本则一也”。但析而言之,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以“气化”为道,与二程所谓“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遗书》卷十五)实又有哲     

中国近代小说藏量的评估

中国近代小说(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究竟有多少?长期没有精确的统计。过去有许多书目虽然也著录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如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1899)、小说林社的《小说管窥录》(1907—190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927),但收录数量很少;收录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该书收此时期的翻译小说400余种,创作小说120种,但据阿英先生说,他所知道的晚清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阿英先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     

如此“学术品位”——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宁稼雨所“撰”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意图超越包括《中国文言文小说书目》在内的许多小说书目和词典,但他著录一些己见著录、仍然存在并很容易见到的小说动辄云“未见著录”、“已佚”和“未见”,在小说的分类、类型问题上,也表现得轻率和随意。更让人怀疑他的“学术品位”的是,他的《提要》不但没有“尽可能标明出处来源”,而是大肆“掠美”,其中抄自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二书的内容最多。     

“方志小说”探源

历代编志工作者,都注重把广泛流传民间的异闻逸事收集起来,经过加工改制,编入方志,以供统治者察民情,观风俗,惩得失,兴教化的需要。这些异闻逸事,有的类似《搜神记》中的“志怪小说”,有的近似《世说新语》里的“志人小说”,也有的象《唐人传奇》之类的“世情小说”。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中国小说雅俗论

文学作品分列雅、俗,这是早已有的事,而小说则不然。中国的小说在发展进程中步履维艰,它一直是高人雅士所不屑为之的“小道”。文言小说自然是由文人搜集、记录、整理的,或者是文人利用民间传说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但无论是魏晋时的志人、志怪,还是唐传奇,抑或是文言小说的典范《聊斋志异》,其作品虽难免学一学太史公笔法,卖弄一下才情,用一些典故,却终究是供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闲书”,书中又大量运用俗语俚词,算不得“雅文学”之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性及评价

探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定文化模式的特征,有助于认识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的转化。一、传统的思维方法1.取象法早在文化初萌期,古人面对浩渺的宇宙、神奇的自然和生命实体,开始用“观物取象”法建立思维的抽象符号。《易·系辞》中说: 古者疱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论《野叟曝言》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通俗小说──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褒之者推为人间“第一奇书”,如申本《〈野叟曝言〉凡例》称：“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德,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优钩给,犹其余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为第一奇书之目。”钱静方《小说丛考》亦沿其说。贬之者则认为《野叟曝言》一无可取,如黄人《小说小话》称：“夫小说虽无所不包,然须天然凑合,方有情趣。若…     

传统小说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古代小说创作主体形成了聚向伦理中心的思维定势 ,这一思维定势对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以理节情”的情节模式、“千人一面”的人物塑造以及“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等美学范式都可从传统小说思维中找到确立的依据。传统小说思维是促成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确立的因素之一     

庄子思维方式探析

关于庄子的思维方式非只一端,也有高低不同的层次,但目前的研究尚缺少系统的分析。由于庄子思想的独出特立、惊世骇俗,致使研究者无不关注于他的特异上,强调他的与众不同,而忽略了庄子与先秦文化的联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以“谈于理本”（成玄英语）的《庄子·内篇》为研究对象,试把庄子放置于先秦文化环境中,对他的思维方式重新做一考察。一、两行思维模式关于“两行”,《齐物论》说：“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所谓“和之以是非”,就是任是任非、和是和非进而实现无是无非,一任自然均平。郭象即注云：“任…     

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看《隋志》的小说观念

《隋志》著录《搜神记》于史部杂传类,而把《世说新语》著录于子部小说类,这反映《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可以从“小”与“说”两个方面加以概括。所谓“小”,一是体制小,言其篇幅短小,且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言其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而“说”,是就全书的内容与性质而言,言其重点在记魏晋士人的琐事名言。这些特点使之正契合中国早期对小说的认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街谈巷语”。《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小说类,反映在唐代至少到《隋志》成书之时,人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小说观念。     

中国清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之传播

中国清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之传播黄鸣奋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批小说出现于明清之交，其成书年代难于准确判定，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就是如此。它们均属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的流传范围较广，其选译文收入Ｇ．Ｔ．Ｓｔａｕｔｏｎ所译图理琛《异域录》（１８２１）...     

评孙奇逢“察人事之未然”的《易》学思想

学《易》旨在寻找科学认识世界的轨迹,以正人生而成事务;旨在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预知未然之变上,使之自觉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而不在拘泥于卜筮。卦爻这一形象思维方式中就寓有理性思维,它明显反映在六爻有规律地推进与转化上。所以,要预知未然之变,就需将《易》之理化为心之理,培养“易心”“圣心”,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做到不占而断。孙奇逢之所以教人“尽人事以回造化”,旨在尽人以合天！是乃人同天既有相一致的一面而又有相区别的一面所决定：“不息,则天;有息,则人;天人之分,系于一息,几微如此。”《易》教人立世、治国、平天下而不可稍忽也,则是其灵魂之所在也     

中国古典诗歌的末路英雄——陈三立诗坛地位的重新评价

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陈三立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之鼎说陈三立“天下久震矜其诗,以为足绍西江诗派”(《宜秋馆诗话》),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读散原诗漫记》),而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则以“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当之,可见陈三立显赫的地位。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论林语堂小说人物与文化

30年代，林语堂以小品在国内博得“幽默大师”的名号。出国以后，又以小说在西方“红透半边天”。其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如散文小品，但影响却远在散文小品之上。小说代表作《京华烟云》（《瞬息京华》），是作者献给西方的“福音书”，曾畅销欧美，是作者引以“自豪”，认为可以“传世”的杰作。但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西方与在国内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认为“《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是现代的《红楼梦》”①；在国内，则认为它缺乏真实性而并不欣赏。林语堂小说同他的文化论著《生活的艺术》一样，意在向西方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