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名家的文学活动略论——以沈从文和老舍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学名家的文学活动构成了一幅出色的风景,沈从文和老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着明显的思想启蒙特征。他们以启蒙者的精神姿态从事文学创作与报刊编辑,创编合一,是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继者。他们的创作同中有异,在思想启蒙精神照耀下共振与变奏。沈从文和老舍的文学活动又异中有同,异中之同源于双重心理归属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文学疗治:鲁迅与沈从文比较研究的别一种视角

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文学疗治,但他们两人的文学疗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文章从文学与治疗的视角切入,比较了他们两人文学治疗活动的异同,认为他们的"文学疗治",基于他们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     

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中国红”视域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

"中国红"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构成象征,是中华民族特有之色彩,更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构成象征,是中国共产党特有之色彩。其折射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精神价值,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有利于塑造精神价值,锤炼品性修养;有利于推进"四自"教育,营造环境氛围;有利于牢记使命担当,强化责任意识,对加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励和激发他们的全面发展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启蒙的意义——现代作家对“民族品格重塑”的不懈追求

鲁迅、老舍、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高、影响力大,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不尽相同,但深入探究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从暴露国民劣根性到展示这个民族本质中美好伟大的一面,前后贯穿体现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对"民族品格重塑"的不懈追求。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成长"的焦虑:沈从文自我与世界的分裂与弥合

沈从文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和对人生的信仰追求紧密相连,文学不仅是他自我精神世界的表达,也是他想象建构人生和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沈从文的文学天地里,乡村和都市对应成了自我和世界、理想和现实的两极,正是对内外两个世界本质的和谐与一致性的强烈诉求和被分裂的焦虑之间的巨大裂隙,使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发生了致命的断裂.自此,他更坚实地踩在了现实的大地上.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形而上之思--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传统略论

现代中国文学家从直接的生存感受与迫切的精神需要出发,对形而上的人类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源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探究与持久询问,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他们主要对"人"的本质问题与"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提出了现代中国独特的人学命题,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他们原创性的思想成果具有深广的现实思想意义,成为民族精神发展中的重要积累,对民族精神的成长以及民族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代的政治文化影响与文学的泛政治化观念

由于鸦片战争及清王朝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国家衰败,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甚为发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初步开始具有现代性政治理念的知识群体。他们用从西方文化借用过来的新兴政治思想重新阐释政治生活,体现了与古人不同的政治参与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这种政治理念的变化,对文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使得政治与文学迅速联姻,在推动文学走向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近代以来文学泛政治化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改革"利器"的夸大性使用。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推崇文学的社会气氛。近代以来对文学之社会作用特别是政治作用的普遍重视,既为文学改革营造了浓厚的舆论环境,也为文学改革提供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动力。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学研究:学术生态与职业精神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思考学术何为、学者何为等学术精神生态问题,已经日益迫切而无法回避了.在大师之后的历史境况中,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极为重要.在当代创新话语中,创新之路在于将创新与生命多样性紧密结合.意识形态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语境,文学研究不是脱离政治,而是去思考政治语境中的文学研究何为问题.学术声誉是文学研究学术生态的思想氛围,对学术发展和学者精神提升具有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文学研究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学术国际化处境和确立本国文化立场的紧迫性.文学研究者具有多重身份,作为科研人员、文学教师、人文知识分子和本国文化代言者,在维护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生态上,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职业精神将是决定性的.     

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生态视域中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文学之比较

沈从文和川端康成的文学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拥有诸多共同之处的"传奇",他们文学之中所显示出的生态文学的倾向使其作品充满了东方式的诗意之美和哲理之美,更在其各自的文学世界中展开了对于东方生态的和谐之美的追求,"湘西世界"与"伊豆汤岛"成为他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与"吸收自然"的自然生境与文学生境的经典结合.     

论沈从文的民族道德重建思想

沈从文作品是以“思”为前提的文学哲理性探索,他的民族道德重建思想是他对生命本体、生存意义的探索的一种遮蔽;人们谈得最多的人性美、人情美只是表面的,其中所包含的隐忧才是沈从文作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论沈从文作品的人情美、人性美并不表示沈从文作品关于生存、活着、偶然、情感、悲剧等的深层意蕴以及其重造经典理想与其“民族精神道德建构”是完全冲突的。本文是第一次从这两个角度来阐述沈从文的民族道德重建思想。     

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与沈从文的《边城》

沈从文是一个崇拜自然的作家.沈从文式的自然崇拜不仅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的"泛神论"有关,更源于他对作为中华古老文化孑遗的巫楚文化的直接承传.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滋养了沈从文这位有着深挚的对于自然的"泛神信仰"的文学赤子的,乃是历史上的湘西社会--那片"人神和悦"的自然家园.<边城>的悲剧是人类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惑冲突的悲剧,预示了人类文化的走向.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复杂时代语境下,寻根文学在经历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短暂的"寻父"之旅后,开始与先锋文学一起不遗余力地"弑父",这是由他们所持有的"现代性"视角决定的。力量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持有现代性世界观的男性主体成长中的规约性力量。对"父"与"子"身体的异样修辞在"弑父"冲动涌动的同时宣告"弑父"的失败。他们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来平衡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性"的力量,以在象征秩序内为自我找到合适位置。而这同样是走入现代世界格局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知青写作与农民工书写——延安文艺的两种结缘方式

延安文艺思想一直贯穿在当代文学之中,成为当代文学或隐或现的精神脉络.它所体现的崇高政治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广大知青与他们的文本理想与激情.这与广大知青生活自身体痛感体验相结合,构成了知青文学的精神品格和文本焦虑.延安文艺确立的革命伦理,在打工文学身上得到了新的继承.进城农民工生存境遇与城市想象的落差,造成这些作家强烈的道德焦虑和价值焦虑,内心发出的朴素的阶级论,正好续接了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一种强烈的抗击精神来面对一个外在的城市世界.因此,农民工书写的叙述伦理很大程度上源于民间最为原始的道德义愤和曾经影响深刻的延安文艺的革命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