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

在中国学者眼中,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新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而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判和消费社会、拟像与仿真诸理论则成为中国学者讨论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现象的理论武器.但是,这里存在着误读.鲍德里亚对生产主义的否定和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基于同一逻辑基础之上的;他选择象征交换理论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实并没有"走出马克思",是"接续"了马克思尚未展开的理论空间.因此,鲍德里亚的前后期思想具有许多的一致性.探讨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

从巴金的《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看,《复仇》是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复仇》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关系;“元故事”与医生叙述的故事,以及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因果关系。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幸福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作家的干预表现在提出了幸福这个非常富有伸缩力的话题,并将这个话题放置在三个层次的叙述框架中。     

田耳小说的“复仇”叙述

复仇是田耳小说反复渲染的一个主题。潜意识的心理阴影及社会生活的负面刺激催生了主人公强烈的复仇意识。小说复仇叙述策略迥异于传统的复仇模式，使小说文本兼具现代性和开放性特点；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抒写，抵达人性深处，表达对人类灵魂的悲悯考量。     

群己关系的悖论——鲁迅“复仇”主张新解

“复仇”是鲁迅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争论的主张,但若仅将其理解为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冲动则未免有简单化之嫌.本文以为,对鲁迅复仇思想的理解需结合思想史的大背景,特别是中国社会遭遇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政治共同体之道德基础重建这一大问题;通过“复仇”这一主张,鲁迅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呈现了此种重建的诸多困境,尤其是敏锐的思想者如何处理群己关系这一问题,这是其超越纯粹的文学世界而走向政治世界的一次虽然未必成功却意义重大的尝试.     

“革命”旗帜下的“罪”与“罚”——“红色经典”中“复仇情节模式”研究

"复仇"作为传统母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文本及作家。传统复仇文学中的复仇书写常常遵循"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的三步走模式,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为富必不仁——投告总无门——武装革命"的新情节。这是传统复仇文化与现代阶级观念合谋的产物,同时是作家自觉地放弃了某些独立思考与追求配合政治宣传的结果。     

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

笔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著作体裁,其中史料笔记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如指出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记事追求赅博、选材多寓惩劝等.     

"一个批判的忏悔":晚年阿尔都塞的生活和思想

国内理论界对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本文通过对阿氏晚年的自传性的作品《未来永远会持续下去》(1985 )的解析 ,全面披露了阿氏晚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历程。     

向善灵魂的深重叹息——王维的负罪意识和忏悔精神研究

负罪意识是王维个性心理的深刻内容,因负疚而引发的向善的忏悔精神则是其生命状态的最重要特征。王维一生始终辗转于忏悔和救赎的精神跋涉中,而在灵魂的深重叹息中了此一生。他在对自身罪恶的自觉清算中,表现出对于旧我的奋力超越,而其人格人品也在这种超越的精神运动中得到自我完善的新生     

复仇母题的典型形态和演变逻辑——以鲁迅、汪曾祺和余华为中心的研究

复仇是重要的文学母题,在百余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丰饶的艺术表现。鲁迅《铸剑》中"眉间尺/黑色人"的复仇主体更迭,显示了鲁迅对于复仇文化心理的警惕和强力矫正,以命相酬式的复仇策略,暗含"保存青年"与"舍身复仇"的群己纠葛;汪曾祺的初版《复仇》,以人物角色的交叠延伸了鲁迅设定的复仇边界,重写之作实现了"物化复仇"到"抒情复仇"的写作转向,也建构了"父系三角"的复仇伦理命题;余华的《鲜血梅花》消解了传统复仇叙事的"必然性",进而反思"父系强权"这一问题,呼应鲁迅的同时又建构了新的复仇美学和内在逻辑。这些形态各异的复仇文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式的复仇线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天籁”、“天乐”——《庄子》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

庄子是春秋战国时代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他及其后学著作《庄子》中,庄子以自己切身的艺术体验对文学艺术作了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他把“天籁”、“天乐”之美作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论述更是精辟独到。“天籁”、“天乐”之美,即是自然本色之美,庄子把它作为文艺鉴赏的最高标准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为后世人们进行文艺鉴赏提供了一个尺度。     

《伤逝》的诞生与域外材源之“拿来”

鲁迅《伤逝》的“诞生”具有“外源性”因素,作为材源的域外文学在《伤逝》创作过程中起了不可忽略的关键作用。以往学术界在研究《伤逝》创作材源或所受域外文学作品影响的时候,多谈某一部作品对《伤逝》创作的影响。但事实上,《伤逝》的“诞生”不是某一部作品单向度影响的结果,而是鲁迅阅读多部外国文学作品之后受到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在《伤逝》的影响材源中,包含了《玩偶之家》的动机触发与主题延伸思考、《金鱼》的故事“挪用”与整体风格影响、《工人绥惠略夫》中的观点“融入”和局部细节“借鉴”、《诱惑者日记》中的哲理“移植”。甚至还有《舞姬》《妻子》《地下室手记》等小说自觉不自觉影响的散点印痕。鲁迅在《伤逝》创作中充分展示出融会贯通、如盐溶水、高超的“拿来主义”创作艺术。     

《伤逝》：一种“悖论式”的启蒙话语

《伤逝》是一篇具有学术诱惑性的小说,鲁迅在这里最大限度地坦露了自己思想晦暗的一面,因此它也最能揭示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精神困境。小说借助一段失败爱情叙述了一次失败的启蒙,反映了鲁迅启蒙思想深处的犹疑和矛盾。这也使整篇小说为一种沉重的忏悔氛围所笼罩,这一方面源于鲁迅思想深处固有的那种负罪意识,同时它又加剧了鲁迅的负罪意识。寂静和空虚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它直接指向了鲁迅思想深处的虚无和绝望。小说中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困境,也给鲁迅的启蒙话语蒙上了一种独特的悖论色彩。     

情爱悲剧,“主义”哀歌——鲁迅小说《伤逝》主题蕴含再解读

《伤逝》在主题蕴含层面,不仅涉及其情节层面上所呈现的“涓生”和“子君”这类“五四”一代青年的爱情问题,而且与五四运动过后的特定时代氛围中“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文化和社会实验运动所促成的特殊生活观念情境,以及鲁迅置身这一情境中的个人化的思想感受,有复杂关联.基于此,《伤逝》的主题和情节,形成了提出而不是解决问题、展示而不是弥合冲突的开放式和碎裂型的构造.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也谈忏悔——从余秋雨的“不忏悔”说开去

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我想谈谈这篇文章,是感到有话可说,觉得它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如果仍然无话,别人又说了,我是不会瞎掺和的。 一、谁来忏悔,向谁忏悔 余秋雨在他的答文里说,在中国某个人稍稍成名以后,就有人想出来将这位名人“搞掉”。这确实是我们的某种劣根性,不过那还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又是通过了什么样的途径成名的。如果手段卑劣,居其位而干坏事,那么这样的人无妨揭出他的老底来,“搞掉”他就不算不该。如果他成名的手段正当,成名以后并没有为非作歹,对旁人不构成妨碍,那么,他的成名就无可厚…     

不问科学问鬼神——反思和认识周易的占卜和预测功能

周易即<易经>,相传为中国殷商之际所生.易经中的许多思想、精神历经数千年华夏史的演绎,已经深刻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然而历史上比附、歪曲周易的现象屡见不鲜,占卜迷信沉渣泛起,并且在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大肆泛滥,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应认真考察周易流变的历史,深入探索人们将其神秘化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提倡科学积极的学术研究旨趣,并坚定人生理想的信念,把握自己的命运.     

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的代表性成果——《学术规范导论》和《学术规范通论》评述

<学术规范导论>和<学术规范通论>是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两书各有其特色,将两书作整体观,可以说<通论>的宏观、全面与<导论>的具体、专门,能形成有机互补、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浅析马丁&#183;布伯的“态度”优先思想——读《我与你》

马丁·布伯的<我与你>表达了一种以"态度"为中心的思想.在词--态度--世界的构思模式中,词的双重性造成了态度的双重性,并通过这种态度决定了世界的双重性.在双重态度"我-你"和"我-它"中,只有在"我-你"境遇中才会实现超越,创造出关系世界.要言之,人对上帝的信仰可以说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了处于"我-你"的关系世界之中的态度.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