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与佛教相关事迹考

刘长卿早年居长安及洛阳读书应举时,即已接触在帝京河洛一带广为流传的北宗禅法,在早期禅源的接受上有北宗禅的因素,其时间当在开元末、天宝初年。他的禅诗显示了承自东山法门的北宗禅和台宗禅相融合的特点,这不仅和其履历有关,且与天宝以还南方律宗和天台宗所倡禅律结合的文化风气有关。     

《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晚明北宗禅的缩影

[提要]《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陈述了无迹正诲禅师的生平事迹、求法经历、追慕度门兰若以及复兴玉泉寺等事宜。不仅如此，该碑文还构建了自大唐神秀至晚明常镇、正诲及了凡乘时这一时段北宗禅的传承谱系。在梳理、校释《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的基础上，通过对碑文内容的逐层分析和品读，进而诠释该碑文对“北宗禅的谱系构建”“唐以降北宗禅发展的图景”“北宗禅僧与士大夫的互动”“佛门僧众对南北两宗的立场”以及“北宗禅修行方式上的转变”等方面的诸种影射。同时，文末还以《度门寺无迹禅师碑文》为中心，梳理了无迹禅师的一生行事，并列出简要年谱。     

唐代禅宗慧能学派

禅宗是隋唐佛教诸宗之一.在佛教史上有所谓僧稠旧禅与达磨新禅之别,达磨禅学传到唐代,又曾有所谓“北宗”与“南宗”之分及其他许多分派;而其中,慧能(638-713)所创“南宗”,作为中国独创的佛教哲学,独盛于中、晚唐直至两宋,风靡全国,并传播到朝鲜、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试论苏轼儒道禅思想的整合

苏轼在人格追求、生命实践和艺术创作等方面表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交融互通的特点。在一定的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心"是儒道禅与苏轼思想相融通的契合点,而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有为而作"与"不能不为"几对范畴的表现上,苏轼明显呈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的融通与超越。     

试论张说的贬谪心态与贬谪诗

张说有两次被贬被弃的经历,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咏怀赠别诗。他执着恋阙的心态和特有的创作风格及情感表现方式,体现出贬谪经历在其诗歌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率意直露、凄婉抒愤。作为唐前中期贬谪诗人的代表,张说的贬谪心态与其后元和诗人有着一脉相通的承传。     

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

从张说的诗歌创作实践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从而成为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表征。     

略论张说诗的过渡性特征

作为初唐渐盛时期的诗人,张说诗歌的过渡性一方面表现在他对诗歌题材的深度有进一步的开掘;另一方面表现在其诗呈现出清丽与阔大相兼容的特色,从而将魏征的南北文风融合论付诸实践,加速了“盛唐之音”的到来。     

从画道、画品的角度看董其昌的南北宗论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不仅是借禅论画,其中还包含着他基于禅学修养而对绘画一种的特殊理解和对画品的特殊要求。他是在泯灭能所的当下真实意义上理解绘画的,要求画中的境界是当下所现的自在之境一念普现的无妄乐境。南宗绘画展现了当下真实意,是“一”,所以合乎画道;北宗绘画不能展现当下真实意,是“二”,所以不合画道。他要求的画品是无冲突、无对立的天真烂漫。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甘肃十六国时期石窟寺的禅观理念与表现

十六国时期,以北凉都城姑臧为中心,形成了一种佛教艺术模式——凉州模式。在甘肃,受凉州模式影响的石窟寺主要有天梯山、炳灵寺、莫高窟。对这三处石窟中的十六国遗存,从空间形制、图像布局两方面探讨典型禅观题材洞窟的开凿、设计及其禅观核心理念的表现,可以得出甘肃十六国时期石窟寺的洞窟形制体现出禅观功能,洞窟主题反映着禅观思想,禅观是联系空间形制与图像布局的纽带,在洞窟营造中禅观得以充分表现。     

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考论

王维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曾先后以诗干谒过张说与张九龄两位宰相，前者时间为开元十三年（725），后者则在开元二十三年（735）。王维上诗张说，纯为干谒者与被干谒者的关系，并因张说未能拔擢耿耿于怀。而王维自献诗张九龄后，即与张九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写下了“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的诗句，以表示对张九龄的汲引之恩永世不忘。认识王维与宰相二张关系的亲疏概况，有助于对王维相关作品的具体把握与准确理解。     

唐代古文学家独孤及与佛学北宗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散文创作是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作为以弘扬儒道为己任的古文家,其思想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同时他又信仰禅宗北宗,对佛学思想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佛学造诣。他尝试类比禅宗北宗和儒学之间关系的努力具有思想史意义。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张说:初盛唐诗歌美学的转捩人物

在通向盛唐诗坛的大道上 ,站立着一位关键人物——张说。张说的美学观有一种良好的平衡感、综合性 ,体现了盛唐所需要的有容乃大的特点。张说在文学创作上舒卷自如 ,特别是七言歌行。他属于盛唐诗坛的领袖型人物 ,提携了一批人才 ,为盛唐气象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因而富于时代意义     

《坛经》中的神会略论

宗宝本《坛经》中对于神会的记载一共有五处,有详有略,有初次参礼惠能的对话,也有惠能去世后的行为记录,比较立体地展现出了神会的形象。神会通达经典教理, 聪明伶俐,但是没有达到佛教宗教实践层面的悟道。惠能对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神会后来北上确定南宗禅宗旨,攻击北宗禅的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意义也不容 忽视。     

借景寓意缘境观空——辨析文人画与禅画之异同

文人画与禅画存在许多相通点,然而,禅画又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画。其差异主要表现于艺术形态、审美观照、哲学渊源三个方面:首先,存在艺术形态差异:自我肯定与自我超越。具体包括两者的历史态度、自我倾向、描写对象上的不同。其次,两者的观照方式不同:借景寓意与缘境观空。最后,两者的哲学渊源不同:儒雅道逸与禅观智慧。文人画与禅画虽然存在差异,但同时异中有同——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无限可能性的敞开方式。两者都需要依托于隐逸空间的扩大,只不过文人画隐于儒道互补的诗境,而禅画则隐于空观智慧的禅境。     

张说的贬谪文化心态及山水诗的美学追求

长期不为论者所重的张说山水诗,是其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心路历程的艺术凝聚和物化折射,表现出凄婉文学的美感特色和贬谪文学的情感特色。张说不仅开拓了山水诗的诗体形式,而且创造性地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融为一体,以自然山水为载体宣泄内心忧愤,确立了“山水抒愤”范式。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