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济南大都市经济研究

都市经济圈的基本内涵，都市经济圈，是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形成的，由若干个大城市为核心，与邻近的一批卫星城市，连同这些城市覆盖的范围，构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城市群体，同时也是人口和产业的密集区，按都市圈的规模，实力及其影响的大小强弱，还可分为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都市圈。     

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的测度

文章选择合适的规模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无论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都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2)规模经济的程度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呈下降趋势.据此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和整体来说,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是错误的.     

美国城市化的新特点及启示

一、分散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美国城市化新特点 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以后,美国的城市化无论是其发展水平、发展规模还是城市体系,都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总体看来,其城市化水平、速度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但从美国城市化所走过的道路来看,美国城市化主要依托农村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迁移,各种工商企业、新兴产业在大城市涌现,大城市急剧膨胀,从而使大城市经济和人口在整个国家经济和总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并进而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目前,美国40%以上的人口集中居住在29座人口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在波士顿到华盛顿、匹兹堡到芝加哥和洛杉矶至圣地亚哥三大城市带,城市人口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3.     

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的比较

研究我国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法、耦和协调度模型评价方法等对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与计算分析,分别对十大城市群以及所包含城市的“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总体上较为理想,但是各个城市群包含城市的“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差异.     

贵州省城镇化问题研究（续上期）

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存在着对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以及大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贡献的规模效益与辐射、服务功能，我国应当走集中型发展大城市的道路，甚至应当超前发展大城市。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根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教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扩大了城市的贫富差距，增加了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的压力，造成诸多难以治理的“城市病”，中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应当走分散型的发展中小城市的道路，尤其是要积极发展小城镇。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对事件的认识程度，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自50年代就提出城市规模不宜过大，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指导思想，直至80年代我国仍明确地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因此，一直到现在，大城市的发展便成了人们思维中的“禁区”。     

郑州与中部省会城市首位度比较

城市首位度是用于测量城市规模的主导性指标,是用以衡量人口、经济向首位城市集中的程度,反映区域城市序列中领头的优势性。城市首位度一般用两种方法衡量:一是用区域内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人口或经济之比来衡量;二是用首位城市与所属区域人口或经济之比来衡量。一般来说,首位城市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总体发展的基本情况。城市首位度越高,其凝聚力和集聚力功能     

中国城市经济智慧指数的评价与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是创新驱动导向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文章从智慧城市经济体系具备的持续性、创新性、生态性和舒适性这四大特征角度出发,构建了内含14个指标的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大城市经济智慧指数的计算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34大城市的经济智慧发展水平可以分为3大类别:经济智慧指数最高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以及广州;第2、3类别城市个数分别为12个和18个,前者的平均综合得分均为正值,而第3类别的城市经济发展智慧水平低下.     

我国十大城市群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关系密切,城市良好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文章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对2010年文化产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剔除环境因素因素后,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数值都低于调整前的效率水平;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数值在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差距较大;影响文化产业综合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是纯技术效率,与省域研究结果相反;十大城市群投入产出调整后全部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现阶段亟需由粗放发展方式向内涵型、集约化发展转型。     

区域经济文摘

大城市发展并不意味单纯扩大现有大城市规模 单纯强调发展大城市也是不够的。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有协同效应。从城市的区域布局角度看,一个以特大或超大城市为中心、由几个100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是一个更有利于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空间结构。后者的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改善城市群的结构,减轻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使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得以充分发挥。此外,对像北京、     

高铁网络下的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交通格局及其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

旅游交通是旅游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铁路交通流分布情况与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和隶属度进行计算,借助Arcgis10.2对中国十大城市群交通空间流分布情况和旅游经济联系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并对计算结果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高铁使得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且交通流分布均衡。中国十大城市群城市可达性的提升给城市旅游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高铁网络下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分布不均衡。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长江明珠——南京江心洲

素有“长江一明珠”美誉的南京江心洲乡，位于南京城西南长江之中。江心洲面积约１５平方公里。洲内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工矿企业少，气候温润，景色秀丽，全洲绿树成荫，是大城市中少有的绿岛，难得的净土。近几年来，江心洲立足本乡的资源优势，确立了“优化一产，稳定二产，突出三产”的发展思路，重点发展都市农业。他们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开发建设步伐，大力推进都市农业发展进程。按照既注重保护现有格局、又体现都市农业发展；既突出现有农业特色，又营造现代农业气息；既强调农业本身，又着力带动其他产业的原则，高起点、…     

集聚经济与中国城市体系优化──跨省迁移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中小城市偏向型城市化政策导致了扁平化的城市体系,使得经济增长无法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体系在1990-2000年间变得更加扁平化。但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2000-2010年间,大城市的增长更具优势,扁平化的城市体系逐渐得到优化。使用跨省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沿海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提供的经济集聚力是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原因。依据城市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预测中国大规模城市仍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城市体系将进一步优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努力降低迁移成本。     

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的城镇化是由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关镇、中心镇、建制镇和自然村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农民流入大城市主要还是以打工为主,真正希望在大城市定居的农民只是少数。考虑到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民收入低,真正能够吸引农民到城市定居的还是各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此,在下文中我们所说的城镇化主要是指由城关镇、中心镇、建制镇和自然村组成的城镇化体系。     

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空间比较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内部各城市的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研究认为: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水平;大多城市群中各城市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差异大,城市间发展不均衡;多样的贸易方式及合理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国十大城市群国际贸易贡献率质量必须要不断调整和发展,以完善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整体结构水平。     

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障碍

一、湖北发展县域经济关键是人力资本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发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发展县域经济对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概念,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总量的总和。县域经济已日益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体。当省会城市和大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日渐饱和时,县域经济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东部沿海实践证明县域经济已经成为省域经济乃至国家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主要增长极。     

城市统计指标体系新探

按照原有的城市统计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进行城市统计已不能确切反映我国城镇发展的实际水平。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先确定城市统计的层次,再确定指标体系。我国城市统计可分为五个层次:(1)大城市地区,指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包括城市建成区和近郊区两部分,(2)区域中心城市,包括50-100万人口的较大城市;20-50万口的中等城市和20万人口以下的     

崇州：产业促跨越 品质铸核心

成都当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作为成都的区县，崇州责无旁贷，正按照“产业新城，品质崇州”这一发展方向和定位，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同步推进“现代产业、现代都市、现代生活”充分融合。“稳中快进，赶超跨越”是崇州奋进的号角，在实现赶超跨越的路上，崇州还必须奋力实现市域经济“农转工”，产业聚集“低转高”，城市品质“城转都”，开放水平“内转外”等四大里程碑式的“转身”。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崇州正呼之欲出!     

从区域双核结构看成渝看成渝“中部塌陷”成因

<正>区域不均衡是长期困扰成渝地区发展的难题。伴随着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型城市的崛起,位于两大城市之间的自贡、遂宁、内江、资阳等城市出现了持续性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密度下降、城市功能弱化等问题。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成渝地区中部城市发展问题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将这一问题形象地概括为“中部塌陷”问题。     

浙江在“长三角”中如何发展？

长江三角洲是由长江下游地区的15个城市组成的地理区域,包括上海,江苏的中部、南部,浙江北部。现今,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苏州和宁波的菱形格局为四极,有区域内15个城市组成的“首位城市—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组成的逐层辐射的城市带状格局为特点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主体框架已经初现端倪。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