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化蜀的历史反思

文翁化蜀是蜀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巴蜀乃至全国吏治、文教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化蜀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文翁石室上.经东汉高联修复学堂及兴建周公礼殿、西晋张收增益圣贤图像、后蜀毋昭裔刊刻蜀石经,到两宋时,石室讲学盛况空前.经元代的中衰,明代的战乱,石室终毁于张献忠之乱.经清初的复建,石室延续其教化功能于后世.文翁化蜀的盛举实际上是通过引进中原文化、继承弘扬巴蜀传统文化而实现的.     

论“蜀文冠天下”不全是文翁兴学之功

文翁所"兴"之"学"是"官学",他采取"诱进之"的办法,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让大家都看到读官学有很好的仕途。如果只有学习内容为儒家"五经"的官学,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将就此终止,所幸的是,传授古文经学的私学仍然在发展。司马相如、落下闳等文人学者的出现与文翁毫不相干。之所以"蜀文冠天下",并不完全是文翁兴学的原因,而是蜀地有对文化教育重视的传统,始终活跃的私学教育,在经历了多年战乱之后终于安定了的社会条件下的一次文化大崛起。     

"蛮夷风"与"好文雅":班固视野中的"文翁兴学"再认识

本文结合班固<汉书>对西汉蜀郡"文翁兴学"事件的有关记载,分析班固所持有的中土视角和儒家观念.在东汉"隆儒"时代风气的影响下,班固较司马迁更为关注文化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文野之别",在历史记述中透露出了"别夷夏"、"进夷狄"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教化理念.班固对汉代"循吏"政治的溢美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文翁兴学"实际情况了解的不足.     

“文翁化蜀”与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

[提要]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广立官学,蜀地因而文教大盛,相继产生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史称“文翁化蜀”。这一使得蜀地确立华夏文化正统身份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带有强烈的儒学教化色彩,而且对早期西南丝绸之路开拓具有重要影响。司马相如及其副使“通西南夷”事业的成功,又是以“文翁化蜀”后相对普及的文化条件为基础的。在早期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进程中,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向导和翻译的情形可能较为普遍。史籍所见“九译”“重译”记录,也可以理解为华夏文化扩张达到空前规模所产生的一种文化自信现象。     

但见文翁能化俗--试谈文翁"诱进"蜀地的背景与措施

文翁,名党,字仲翁(前156-前101年),庐江舒人也."为蜀郡守"之时,"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以教育吏民,使蜀地"大化".死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王鑫义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少好学，通（春秋）”，［１］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治蜀的突出贡献是，“教民读书法令”，［２］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文翁的办学措施，不但促进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在蜀地的广...     

中上古蜀语研究三题

目前已经面世的四川方言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均是从近现代四川方言的词汇出发对四川方言进行静态描写,对于唐以前文献中的巴蜀方言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明清两代开始形成的现代四川方言是以古代的蜀语和秦汉以后的巴蜀方言作为自己的底层,对蜀语到四川方言的演变轨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还是开拓性的工作.中上古蜀语研究对四川方言史的研究以及汉语方言史的完善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翁二题

有关西汉循吏、教育家文翁籍里和生卒年等生平基本问题异说较多。据《汉书》所载,文翁的籍里应当定为安徽庐江。文翁生年下限基本可定,而卒年则无从考察。安徽舒城发现的《文氏宗谱》中有关文翁生卒的记载基本不可信。     

“四川近代人物”开栏语

自西汉文翁兴学始，巴蜀大地人才辈出，固有“人文之盛，天下莫与京焉”之说。后“唐皇幸蜀”，更有“天下才人皆入蜀”之兴盛。然近代以降，外侮不断，民生多艰，泱泱帝国残败，对川人政治、文化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其忧虑愤然尤以文人志士为最。在近现代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国护法、抗击外侮和国共之争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巴蜀之士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有的抱儒治世冲出夔门而成蛟龙，有的守道言佛潜心治学敢为大师，他们济苍生于政治权力中心，或治问学游弋于政治主流之外，默默地为保存华夏文化根脉做出自己的贡献。巴蜀大地，历来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晴雨表，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近代知名人物的活动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领域。发掘和研究四川近代人物，管中窥豹，可透过他们的人格风貌、命运遭际，探索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或成为批判贬低的对象，或被屏蔽于主流传媒而鲜为人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些在近现代史上叱诧风云的人物，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以至有“重写现代史”的主张(谢泳)。为此，本刊特开辟“四川近代...     

评邓经武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

本认为,邓经武专《二十世纪巴蜀学》,在巴蜀化观的建构,数千年巴蜀学发展的勾勒、20世纪巴蜀学史的开拓,巴蜀学“川味”“蜀风”的体味……等方面,均开了撰写巴蜀学史的先河,值得学术界重视。     

古代的巴蜀(第二、三章)

《古代的巴蜀》一书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约稿并准备出版的一本地方史。全书共分十二章,作者对巴族早期迁徙的路线、蜀族的起源、巴蜀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巴蜀境内各民族的族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刊现选择部分章节分期刊载,供参阅。     

流寓生活与文化变迁：宋末元初出峡避乱的巴蜀士人

宋末元初,人数较多的蜀中士人走出三峡以避战乱。南宋朝廷为他们提供出仕的机会,兴学以育其子弟,既能从中选拔人才,也可维护社会安定。入元后,蜀籍士子有的拒绝出仕,有的迫于生活压力任职于新朝。蜀籍人士通过乡情、亲情,结成关系亲密的蜀人群体以利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生活。蜀中士人的外迁,导致了巴蜀地区学术文化在元代的衰落,当然,也促进了流入地的学术文化的发展。     

文翁学宫在东汉的兴废——兼辨《周公礼殿记》的时代

蜀郡守文翁于西汉景帝时在成都立官学、建学宫,开启了地方政府兴办学校的先河。文翁学宫的建筑在东汉两百年间经焚毁、兴建、修葺、增扩,变化颇大。现将其演变情况试论于后。 至东汉前期,文翁学宫建筑可考者,有文学精舍、石室讲堂和文翁祠堂。《华阳国志》:“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然而,班固于汉章帝前后所盲之文翁祠堂此后不见记述,代之而来的却是“周公礼殿”。祀主更替,疑与东汉火延学宫有关。     

试论巴蜀农业的起源

<正> 晋人常璩《毕阳国志·蜀志》云: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提出四川农业的出现在蜀王杜宇时代;又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认为川东巴人的农业学自川西蜀,所以“杜主君”世代得享巴蜀人的祭祀.这种论点在晋代以后的史籍中多所引用,形成巴蜀农业起源的传统说法,但与巴蜀地区原始农业生产的实际不尽相符.     

扬雄与蜀文化

扬雄是从西蜀走出的文化巨匠。扬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与蜀文化之间有很深的渊源，从他身上，可以窥见众多蜀文化的特质与亮点，这就是:扬雄是文翁化蜀、“蜀学比于齐鲁”的典范；是“自古文宗出西蜀”的典范；是蜀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典范；是蜀人擅长浪漫思维的典范；是蜀人擅长逆向思维的典范；是“易学在蜀”的典范；是古蜀文化的守望者与拓荒传播者。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由分立发展到舍一发展、互补互融的长过程.巴文化与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两者相互最高的文化认同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巴与蜀的互补结构及其差异性发展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巴与蜀的特色整合是川渝文化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

我国文字记载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当在殷末。如殷墟卜辞有“至蜀”“蜀射三百”周原甲骨有“伐蜀”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而《尚书·牧誓》确有此记。但古史有关巴蜀事端零若散珠,又多讹误,故不能详其考。因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则是非常必要的。     

隋唐易代之际的巴蜀政局与地方治理

隋末天下丧乱，而巴蜀却阖境安定，平稳归于李唐。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载，考辨巴蜀归唐的具体过程，指出詹俊、段纶、李袭誉等人先后抚蜀，各有职司，分别代表了巴蜀归唐的不同阶段，无需探讨谁为首功。巴蜀平稳归唐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末当地政治失序导致的权力真空以及李唐举义之初“匡复隋室”的口号，这实则体现了隋朝作为中央政权对巴蜀地区统治的根深蒂固。在隋、唐初的强硬治理下，时人对巴蜀的印象，经历了从隋初“人好为乱”到唐初“蜀兵脆弱”的转变，表明中央对巴蜀地区的控制日益强化。巴蜀于隋唐易代之际的平稳过渡以及该时期对巴蜀的强硬统治，说明巴蜀地域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其独立性大为削弱，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边缘地区深度渗透的表现。     

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

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黎小龙＂巴有将，蜀有相。＂￣［１］这是汉晋人对巴蜀人才地理分布的概况，这种说法，就自然环境与地区性人才群体素质构成的区别而言，可谓把握住了巴蜀两地的区别和特征。但两汉时期中国西南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开发的实际情况，较之＂巴将蜀...     

巴蜀先秦散文史稿

凡言巴蜀文学,皆始于西汉。巴蜀先秦文学一直是一令人遗憾的空白。 汉代巴蜀文学洋洋大观,赫赫灿烂.一下子涌现出司马相如、杨雄、王褒等一批极有影响的大手笔,似乎世上真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文对巴蜀先秦散文史作一试探性的论述。文章包括慨述、东巴上古神话与古史传说、西蜀上古神话与古史传说、《鹖冠子》四个部分;《尸子》一书成于蜀,作者也葬于蜀,列入本文的附录。